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几乎一切事务皆须依靠私人或拟似的私人关系，以及帮派、地方势力等‘私’的社会组织。这全部都是畸形的权力环境下必然会发生的东西，只不过他们都穿上了代表医德的白大衣而已。被权力洗劫和利用的，又何止是医疗系统。佛教、衙门、学校、军旅、演艺……行行有故事。所以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各种异化的权力（也就是滥权），在畸形的医疗环境中，打着各种的旗号和幌子，祸害武汉市第四医院。你管它是“临床水平高”也好，“经济收入多”也罢，一个医院不讲公平正义的时候，必然沦为某些院领导作恶的道场。作为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院领导，聪明一点，借助外部压力，主动因势利导完成内部改革，把挑战转化成一种发展机会，这大概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相反，如果面对压力来个死不认账，我是流氓我怕谁，靠耗费内部资源来抗拒医疗行业改革挑战，一定会出现难以预见的可怕后果。某些院领导甚至利用利益集团或民粹，用各种方式来充分动员医患底层民意，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本意在于攀附权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总会有像当年长久不被知识界待见的湖南青年一样，选择了向着潮流的方向走过去，基本的权利主张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摆在医疗改革面前的，是高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滥权），和对这套权力结构已经忍无可忍的医患双方。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缺乏有效的监督，缺乏自由的批评，恶必然会潜生滋长，在阳光的背后蔓延，直到某一天，你发现它们就埋伏在你身边。恶被惩罚了吗？没有。替罪羊走了，真正的恶魔依然在背地微笑。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管理不是彰显公义而是照顾有权有势有财的人，自然就会鼓励医护人员不择手段去成为获利那一方，也自然会令到有权有势者更肆无忌惮，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涉事的贪腐滥权人员只要找到高层领导人当靠山，就能逍遥法外，或者接受轻微的惩罚。反思一下医生及护士怎样对待患者作恶，就能理解武汉市第四医院医院管理者怎样对待医护作恶。我们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也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但灾害依然再次发生，归根到底，没有制衡机制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人人逐利（作恶），道德扭曲，医疗系统灾难性炼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