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论“低端人口”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 ，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数以万计的人都默默被驱离，消失在他们家乡的街道上。我只读到一篇在美华人的短短回忆，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的全家，就是被清出上海的“垃圾”。 读后印象很深的是，在车站，他们是在持枪排列成行的军人监视下，上了货车，行程几天几夜，被送往遥远大西北，举目无亲。
上海并非偶发孤例。根据李若建老师研究：“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居于粤北山区。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
根据李若建老师研究：“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 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那是历史上的政治高低端概念。
当时就有以城乡为别的高低概念：由于饥荒和粮食紧张，1959年初，成都有“清理和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返乡生产”的运动。“共清理出盲目流入和乱招乱雇的农村劳动力36，883人，其中已动员返乡的农民33，558人，此外还清出无劳力盲目流入我市的农村人口10，962人和无粮户24，418人。”

图为2017年北京大兴发生火灾后，中共当局以确保安全为由，在北京展开大清查，赶走几十万的被当局称为“低端人口”的外地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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