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年前，明朝为什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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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闰年，甲申猴年。

这一年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也是明朝灭亡的最后一年。当然，不可忽视的，这一年还是清世祖顺治元年，李自成大顺政权永昌元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天命元年。

明清异代，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经典话题，不用说，这个话题是没有终极答案。

01 明亡vs清兴

如果穿越回到这一年，你作为一个辽东人，你的主帅已经换过几波，有的死了，有点投降了，你的皇帝上吊了，你应该何去何从，是选择继续抗击满人做个英勇的失败者，还是选择南下避开战场了此一生，抑或被迫与诸多归顺满人一样以胜利者的姿态入关？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题，而这恰恰就是复杂历史的复杂处。

距离1644年，如今已经约380年。在明亡300年时，在文坛领袖与时局变化引领下，曾经引发不少反思风波。

到今天，明史仍旧是一个热门行业，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兴趣盎然。关于明朝的争论，各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争论激烈程度不亚于当年东林党与魏忠贤一党的辩论。个人趣味而言，我之前一向不喜欢明史，明史明人并非没有亮点，但作为古代中国专制的顶点，其中又夹杂着各种利益年年混杂的党争，令人颇为不耐。

坦白说，近年来的这些争论，材料本身并不新，角度也没有超越原有史观，不少依旧是在走忠奸辩论的道德审判。一如既往，历史对于国人的意义不仅是高悬的宗教式指引，而且也是当下垒块的情绪映射。

按照历史作家张明扬的说法，这些看似冰炭不容的争执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观

“明亡清兴，是明朝自身的问题，与后金（清朝）是否强大，八旗军是否善战，八旗军的火器革命是否成功，努尔哈赤、皇太极是否英明，满蒙辽联盟是否有效，似乎干系都不大。”

他认为，这种“明朝中心主义历史观”非常自大，因此他的新作《入关》以清兴为重点，展现了吴三桂等辽东人在历史转折路口的低回与抉择，短小精干的篇幅不能掩盖其角度立场的清新。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辽人更多被简单看作带路党，而满人也在“三藩之乱”后乐见辽人功绩的湮灭。

张明扬认为，如果回到明亡清兴的时代，辽人很少被视作真正的“汉人”，

“辽人实际上是生活在辽东边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混合群体，与中央的关系本就若即若离。”

这种从历史边缘人群角度书写历史，才是真正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历史，毕竟，成年人的历史，不应该是简单的好人坏人的判断，而是应该还原一个更复杂立体的历史情境。

问题也恰恰在于，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繁荣强大的帝国，却在一个看起来一点不像亡国之君的帝王手中，如此迅速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在吴三桂彻底倒戈之前一刻，明朝的绝大部分疆土其实仍旧姓朱，明朝灭亡的那一刻如此突如其来，呼啦啦大厦倾覆，昏惨惨似灯将尽。对此，已经不少论述，党争、内斗、权臣、军阀、昏君等等多个角度，有过不少精彩分析，当然，清人视角的论述也不少，除了《入关》，历史学家魏斐德的《洪业》之类堪称经典。

02 中原政权vs游牧民族

如果内乱或者外族入侵任何一个力量是单独存在，明朝的实力可能都可以应对，但是当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明朝的失败就在所难免。问题在于，为什么大明帝国会让自己想陷入腹背受敌的状况？当我们审视明朝的灭亡，不仅应该看到明朝内部的问题，以及清朝兴起，更应该将其放在一个长时间的框架去审视。

明清距离今天并不算，不少故事甚至运作机制，对于今天人来说也不陌生，明朝也成为不少谈资，比如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就很喜欢明史。的确，明朝是一个很特别的朝代，清朝内地基本是延续了明朝的体制。对很多人而言，明朝意味着中原告别异族统治的一次拨乱反正，而且明朝对外战略基本处于一个强势状态，这也是明朝迄今还是拥有不少明粉的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是恰恰是这种从开国就铸定的模式，注定了明朝腹背受敌的状态。

按照学者巴菲尔德等观点，从古中国的历史上，除了中原政权，一直存在着两股力量，一个就是以草原的游牧民族，另外就是东北方面的部落力量。一般人会认为草原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看起来往往直接对立，但实际上二者关系往往其实可以说是共生关系：草原游牧民族对于直接统治汉地兴趣不大，而稳定的中原帝国如果通过与游牧民族以经济回报来换取双方和平，其实是一个双方更有利的局面；反过来说，来自汉地的经济转移也可以促成草原的统一与强大。

也正因此，强大草原帝国的出现才能给予中原政权一个讨价还价的对象，游牧力量甚至会出面帮助中原政权稳定局势，汉代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均大体如此。而一旦中原帝国陷入内乱，草原力量失去经济来源，往往也会陷入分裂，这个时候就给与了东北民族以崛起的机会。东北民族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往往同时熟悉中原以及草原的统治模式，给予他们战略机会，他们往往会占据华北，典型就如宋朝的金朝以及明代的女真。

元朝的创立，为蒙古人南侵的结果，不仅对于中国华北以及南方都是全新的体验，对于世界来说，蒙古人的崛起也是一个异常事件。成吉思汗使得游牧力量成为跨越欧亚的恐怖战争机器，金朝和南宋面对蒙古的压力能够对峙那么多年，已经是足以骄傲。

问题在于，元朝统治带来意料之外的后遗症，以至于元朝虽被击败，但是对于明朝统治者却留下了深刻印象，异族统治成为一种已经发生过的威胁而存在。也正因此，明朝对游牧力量一直报以敌对态度，其对于游牧力量的经济支持也更多在于分散而不是支持统一的游牧力量。表面上，这种做法看起来有助于瓦解草原，看起来消除了未来的潜在威胁，但是却再次给予东北民族机会，培养了羽翼之下的直接敌人。以努尔哈赤为例，他早期对于明朝的态度可以说非常恭顺，通过明朝的经济援助再换取科尔沁等草原力量作为盟友。

对于中原帝国而言，民变或者内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外族的威胁确实可以通过金钱等方式消除。明朝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和张献忠无可避免，但是瓦剌等草原力量本可以非暴力解决，但他们不愿意与草原力量结盟，间接做大了女真势力，使得自身处于内外窥探的虚弱境地，一旦出现战略空挡，京城可能往往随时陷入危机。

03 白银vs财政

在历史的兴衰中，货币与财政是永恒的隐蔽维度。

军事压力之下，对应的就是财政压力，这使得帝国崩溃，无论万历皇帝让太监收税还是崇祯皇帝末期劝捐，并不是简单的太监专权或者皇帝自私，都是财政体制无法应对军事负担的深层次后果。

明朝是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代，海外白银的持续流入浸润晚明的繁华世界。我在拙著《白银帝国》也论述中，明朝中后期是一个商品经济繁华的时代，也正因此，还有不少人力图考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在明末，海外也有加州学派论证明朝江南的手工业与消费等指标不低于同时期欧洲。

但是福兮祸所依，随着美洲局势变化，白银流入放缓，导致经济痉挛衍生内乱。大明帝国之大，就意味着有富庶如江南的区域，就有贫瘠的区域，如李自成所在的西北，正是白银不能浸润的区域，李自成造反的起因之一正是因为财政压力裁撤驿站导致的下岗。

按照今天的测算，明朝GDP位于全球首位，但与经济体量庞大对应，则是落后的财政体制。明朝财政中后期一直处于极大压力之中，持续处于入不敷出状况。战争是明朝财政的主要支出压力，其支出甚至占据晚明财政的9成，这是名臣张居正重生也回天无力的局面。

明朝赋税中有白银也有其他收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万历时岁入和岁出原本大体平衡在400万两，辽东战局一起，白银支出急剧增加，1619年时朝廷支出高达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明朝灭亡时，朝廷支出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边关军饷基本来自中央财政直接拨款，为了应对支出，朝廷不断新发新饷，民怨沸腾，在明朝灭亡前一年，户部未征收上来各类赋税银就高达达1053万两，而且因为各地内乱，各类新增赋税也被不断截留挪用，辽东军队持续处于军饷匮乏状态，也进一步恶化了辽东局势。

不过，这种程度的赋税与赤字，放在明朝语境中如此致命，放在同时期的欧洲，其实并不夸张。虽然总说苛捐杂税，但是明朝的财税比例并不高，大概是10%左右，对比同时期英国法国甚至近邻日本，都在30%之上。如果对比明朝的经济体量，有人测算其经济体量为4亿到5亿两白银，以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的支出而言，可以说财政开支与赤字程度并不夸张。不要说现代国家，即使对比同时期欧洲国家也简直可以说非常健康。

明朝财税比例低、赤字低却压力大，恰恰说明了财政体制的僵化。赋税低，并不是皇帝不愿意收税，而是因为税收效率太低；赤字低却压力大，说明收入支出没有灵活性，在应对战争的时候，缺乏类似欧洲已经出现的国债、年金甚至跨国银行等制度支持。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古代中国金融不缺乏如纸币、飞钱等技术创新，但到明朝却大幅落后欧洲，其落后根源正在于信用缺失——核心在于，没人敢和皇帝做生意，核心是皇帝信用非常低，毕竟传说中沈万三的前车之鉴已经在哪里，大家也只能尽量藏匿收入。崇祯在明亡前夕，无论如何苦口婆心劝捐，只能募集到20万白银，当时无论北京守军还是山海关边军，都已经欠饷多时，这可以说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04 尾声

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言，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帝国的兴衰有时，文明的季候才是大趋势。如果崇祯君臣更为应对得法，如果李自成不是那么势如破竹，如果皇太极多尔衮不是那么能谋善断，明朝也许不会亡于1644年，但是当明朝选定了自己的战略区位，那么从大趋势而言，帝国的衰败已经难以难免，不是这一次蛮族入侵中灭亡，就会是下一次内乱中终结，抑或如1644年，在二者的夹击下崩塌，这就是历史已经终结的循环。

除了明朝的灭亡，旧世界的其他板块也在持续崩塌中。站在世界范围，1644年也是变化一年。在欧洲，这是英国内战的关键时刻，这一战争的起因之一也是因为战争筹款。这一年国王军与议会军队的对垒将发生重大转变，从这一年开始，从马斯顿荒原战役之后，议会军获得战略优势，决定了几年后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得国王查理一世沦为阶下囚，理由是他对人民发动战争，他在1649年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也开始了欧洲历史上君主公开处死的噩梦，使得英国朝君主立宪制的方向又迈进一步。

这一年，还有一些新鲜事在发生，比如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利用实验测定了大气压值，约翰·弥尔顿发行了《论出版自由》。在东方，除了中原变化，准噶尔汗国大汗噶尔丹出生，他将成为满清帝国征服史中最后一个强大敌人，直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除其隐患。

明朝灭亡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是如何认知这一历史，却体现了我们的立场。中国的巫史传统源远流长，这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史书的教化与宗教意义，但是历史不全是单声部的胜利者宣言，其中有很多隐匿不见的低音与怒吼，昭示了我们的未来的路径与经纬。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读历史？普通人自然是无缘司马光意义上的资治通鉴，即使如此，也不应该沦为多知道一点段子了解一点过去八卦，而更应该作为一个认知提升，提升我们对于格局的认知感——时代会变，而人类的行为以及天性却很守旧，这使得我们的一生，注定经历很多看似新颖实则重复的历史困境。

原文作者：徐瑾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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