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 谁迫害谁
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

（1）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 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含、小邓拓。其打击的广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

    （2）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海外学者宋永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文革大屠杀对此有详细记述。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3）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于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工、机关职员、工厂工人群起回应，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

    （4）1967年1月毛号召造反派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回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于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除继续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批判他们莫须有的走资罪行，和揭露他们一向以来的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

    （5）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援扶植。

    （6）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于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这类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7）1967年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援、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鉴于全国最凶悍的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的垮台，全国的造反派都呈即将取得胜利的前景。

    （8）1967年8月，林彪和中央文革错误估算毛要藉武汉“七。二0”事件清洗军内的异己势力，并且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遂发动各地造反派掀起“揪军内一小撮”。但毛并没有这个打算，并且毛还深感这样作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遗患无穷，遂予以严厉指责。阵脚大乱的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林杰等抛出作替罪羊。

    （9）1967年9月——1968年春。毛的政策作大幅度改变，不再在群众组织中划分造反派、保皇派。强调各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是好的、比较好的，应予以解放出来工作。前阶段被“打倒”的干部纷纷复职，濒临失败解体的保皇派组织重新麇集并气焰日炽。造反派军心全线动摇。纷纷为今后可能会遭到的“秋后算帐”忧心忡忡。许多人消极甚至退出，但也有人坚持斗争。湖南19岁的高中学生杨曦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石破天惊的“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认为毛本来是要领导人民打倒这个阶级的，但是由于以军队为支柱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毛妥协了。第一次文化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

    （10）1968年6-7月，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援保皇派向造反派发起攻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造反派濒于瓦解。

    （11）1968年8月，危在旦夕的造反派在北京成立十几个省造反派组织的联络站，以互相支援，作最后的搏击。毛及其心腹康生等对此极其震怒。毛中央是绝对不容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此时，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行为脱轨动摇自己政体根本的端倪，故只得下重手实行镇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织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

    （12）1968年秋，在血腥大镇压的基础上，由“革委会”、“工宣队”主持开展长达约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进行清算。大中学生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进行分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人物被投入监狱或“牛棚”接受批斗。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除少数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头骨干能留城工作外，其他都上山下乡。大学再不招生。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67年间大都已成立。少数由于造反派从中作梗而迟迟不能成立的也在荡平造反派后迅速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文化革命前的正常政治秩序迅速重建。文化革命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以上十二点在笔者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一文中，是以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的。读者若要对文化革命的这些基本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请参阅该文。

（13）1969年，基本上全年都是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拿来祭旗的是经典“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经典“阶级敌人”在运动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就受尽虐杀，许多人已死于非命。1968年6、7月保皇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经典“阶级敌人”再进行一次虐杀。此时的“清队”由于残存到1969年的经典“阶级敌人”为数实在有限，不敷使用，当局遂指令把“清理”范围扩大至“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在此就轮到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被“清理”了。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前造反派头头骨干无论如何也再难侥幸渡过这一关。他们被关进“牛棚”，遭到批斗殴打，被勒令交代反“三红”的罪行。他们的结局依其被挖掘出来的“罪证”而定。有的被定为逃亡地主、漏网历史反革命，遭押回原籍或关进监狱。有的被定为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打砸抢分子，在本单位遭受长期的“群众专政”。通过“清队”巩固了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也给文革初、中期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14）1970年，全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个可与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媲美的处决狂潮。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挖出许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罪犯”一律判处重刑，而且死刑率极高。由于死刑案太多，中央复核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遂把杀人权下放给省、直辖市级。各地皆以杀人之多显示其革命性的坚决。一些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镇压，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造反派头头，此时都被从牢房里抓出来，重新判以死刑。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就述及他的牢友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再判枪决的。就连他自己和张家政、候湘风等都差点被杀。他们如同前批刘凤祥那样被从劳改场拉回长沙监狱，等待下一轮处决高潮就押上刑场。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中央把杀人批准权收回。杨曦光等遂捡回一命。

    （15）1971年，“清查五一六”。1967年间，北京有个小组织名叫“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该组织专事攻击周恩来。67年8月以后，这个组织已被压制取缔，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事隔三年多后，1971年初中共中央突然决定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两年前“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套重演。许多前造反派成员都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逼供、批斗、殴打。很多人被打至伤残甚至死亡；很多人被迫自杀或被逼疯。

    （16）1972年。这是最好的一年。非但没有整人的运动，而且工人职员普调工资，五七干校的人员开始返回机关。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一下苍老了许多，而民众则深受其益。当然，是年也搞了“批林整风”运动，但那是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内进行。草民百姓未被波及。

    （17）1973至1976年，社会上的整人运动基本终止。中共高层则开展了林彪体系倾覆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新贵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暗斗。在权力争夺中周系占上风，江张落败。邓小平复出除任副总理外，还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不甘心落败，遂加紧进行宫廷幕后运作，向毛进邓的谗言。毛遂渐对邓起疑心。指邓，“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975年秋，以“评水浒”为标志拉开江张反击的序幕。至年底，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登场。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顿失支撑。毛决意去邓。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这个曾经以邪教式的蛊惑令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应读作心智迷乱）地对他顶礼膜拜的现代共产党帝王，总算在其油干芯尽之时看到人民以曲折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厌恶与反叛。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奋起的人群中，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有较单纯怀念周的；有借尊周贬江的；有借念周抑毛的。贬江抑毛者有的是站在共产党老官僚集团的立场上；有的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预示著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专政交响乐中的一个章节——毛泽东时代即将完结。1976年10月，江张集团中的叛变分子汪东兴与华国锋和老官僚集团勾结，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

---“文革浩劫 谁迫害谁” 刘国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