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毛夺取天下之后，仍然谦称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只是一家“分店”，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秘方”。毛向斯大林效忠的表现之一是，毛请斯大林派遣一名意识形态专家到北京担任大使，其首要任务不是负责两国外交，而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 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恳请斯大林担任其意识形态的检查官。

中共从二十年代建立之初，就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援助。潘佐夫指出：“中共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係，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苏联的财务援助无所不包，细微到分角都供应。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将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形容为苏联顾问马林的“爱将”，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毛，从苏联那裡拿到优渥的经费，在上海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还将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从湖南接到上海团聚。

潘佐夫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详细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披露的最为详尽的数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吃人最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拿外国的钱，从事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地下活动，这不是卖国，什么才是卖国？

就毛泽东个人的命运来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执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前，几度大起大落，沉浮不定，每一次的成败荣辱，都与是否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密切相关。每当斯大林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毛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便立即偃旗息鼓、对其俯首称臣；而每当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立即被像卫生巾一样无情抛弃，并遭到火力密集的批判，甚至有生命之忧。

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本土的游击队干部，二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毕业生，三是以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旧干部。三个势力集团彼此明争暗斗。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地出面挺他。潘佐夫评论说：“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这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溷合领导团队。”毛泽东则以赌徒的耐心等候时机，“他不仅必须展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大师。”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莫斯科的坚持下，毛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

为本书撰写长篇导读的学者丁学良敏锐地指出：虽然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祕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裡又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这些史料确凿地支持了本书的中心论点：“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党网路的有力配合。”那么，为什麽当时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是“一个纯粹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组织”，而没有认识到“中共是苏共的走狗”的真相？这是丁学良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对该问题的答桉之一是：共产党早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之前，就已在宣传战上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五四之后新式的、风靡全球的左派话语系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笔杆子大都还停滞在旧式的儒家传统思维和话语之中。毛是颠倒黑白、“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大师，他虽然不像希特勒那样常常在公开场合面对大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但他的文字有一种征服底层民众的心灵、甚至使之如醉如痴的魔力。

---余杰：作为斯大林的“儿皇帝”的毛泽东——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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