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有一种集体滥情，越是专制的国家，这种滥情越严重。滥情既与依赖歌颂（国家）和控诉（敌人）的文化体制有关，也许社会痛苦程度有关。在社会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无法消解的时候，社会会变得极其容易伤感。人们对待集体苦难的态度被专制政府用来塑造悲情叙事，以调动公共情绪凝聚成某种团结在专制政体周围的力量。

权力专断、暴力横行、生命易逝、饥荒、贫穷以及十恶不赦的假想敌，都在制造集体感伤。在一种集体自恋的自我麻醉之下，人们将社会痛苦归咎于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外面的假想敌，个体的脆弱被这种滥情叙述成必须紧密团结在专制政府周围才能共度时艰。但恰恰是这种专制政府在塑造短缺经济和制造社会痛苦。

中国以前跟朝鲜一模一样，你看样板戏年代的影视片段，就知道滥情是跟专制社会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滥情程度似乎降低了一些，社会有着更多目标，人们的情感变得更加丰富，公共情绪由于跟官方保持距离而不容易被官方随意调动。

在改革开放中后期，宏大叙事开始主宰社会，中国又开启了新一轮滥情时代。这时候专制程度开始强化，社会痛苦程度开始攀升，官方严酷的言论审查机制开始绝对主导媒体和新闻出版。这时候公共情感被调动起来，悲情叙事开始弥漫社会。

需要注意的是，恰恰因为社会痛苦程度在急剧攀升，人们才会在过度的悲情宣传中找到强烈共鸣：人们从别人的苦难中看到了自己的苦难，这种集体自恋使得整个社会都开始沉浸在滥情的主流叙事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底层社会的不幸和悲鸣更容易引起强烈的集体共鸣：这种集体滥情既可能有暴力潜倾，也可能转向宿命论和自怨自艾。

这也表明，这种滥情是一把双刃剑：假如民众不再认为自己的苦难是敌人造成的，也不认为是命中注定，甚至也不认为是自己无能造成的，他们就可能将集体情绪对准政府和国家。

但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要克服这些障碍最终挑战国家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处于集体自恋中的国家，很容易将社会痛苦归咎于敌人，或者归咎于自己，很少有人愿意归咎于政府权威，更少人愿意在意识到专制政府的灾难性恶果以后站出来挑战专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