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密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不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中国会如此贫困？是因为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始于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灾难之后，恢复时期都会有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半部分源于灾后的恢复，这是我要强调的要点之一。

要点之二，如果我们看日本战后的恢复和发展，韩国、新加坡、香港的发展，中国和它们对比，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性。单纯看经济发展，中国实际上还不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因为它们都已经成长为发达国家，而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完全不是奇迹。

但如果把中国和苏联、中东欧等国家对比，中国的确和它们很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是个谜，就是为什么同样是计划经济国家，其它的国家改革都完全失败了，而中国的改革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是完全失败。所以，我长期以来的很多工作是在解释这个谜。中国的改革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使得它有一段时间相当举足轻重的成功。

第一，它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私营企业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这个变化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越南实际上是步中国的后尘。只要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国家经济就会发展。

第二，中国在一段时间里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这也与其它国家不一样。从这两个特点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的描述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是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了一个掩盖问题的机会，使得它趁机推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而在短时间里暂时维持了经济的增长，但这不仅没有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内在问题的恶化。中国经济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问题。

如果简单看统计数字，似乎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但掩盖了统计数字背后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刚才我已经讲了，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融入全球化体系，它们都是从九十年代就开始的。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大发展和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紧密相联。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非常快速地从无到有，部分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加入WTO后，就更进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化体系的步伐。如果没有巨大的私有经济发展，单纯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2007年经济就已经产生了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早期“国进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抓大放小”。政府把比较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但重点不在“放小”而在“抓大”，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不会害怕破产，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胆子非常大，敢于借钱。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国进民退”和努力壮大国有企业，就把国企不可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拉到中国经济里来。

到了2007年的时候，国企做大做强很见成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再次凸显，使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再说房地产行业。中国启动房地产行业的时间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而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实行税制改革，中央把税收的大头拿走，小头留给了地方，但绝大部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开支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

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开放了土地市场，用这个办法帮助地方解决财政困难。地方财政变成土地财政，但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这是决定性的一环。在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土地市场从来都不是售卖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交易权，是买卖租期的市场。

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当地唯一的大地主，它们售卖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就利用它的垄断权力，尽量抬高土地价格，采取减少土地供给就是主要手段之一。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在土地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共同限制土地供给制造出来的。

为应对零八、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的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进一步把泡沫扩大化。那次财政刺激的重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入的主体是房地产业。自从零八、零九年金融危机，采取了巨大的财政刺激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那就是地方政府。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一些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以国有土地为核心建立的空壳国有企业。当地政府把土地拨给融资平台，让它拿资产负债表到银行去获得抵押贷款，借出极其巨大的资金，光是金融危机那一段时间，就借出来上10万亿。2/2

作者：许成钢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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