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而成“国家领导人”
1986年，几位当年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便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声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让大家通过座谈，回忆历史，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 因和结果。为此，特征询对参加会议者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也是这三、四十人中的一个。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后，他肯定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却选择了卑鄙地告密。他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此信交到了当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手里。并又附上了这样几句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笔者注）”钱伟长人格的卑劣在此暴露无遗！人家给你的是私人信件，你不认同、不喜欢，不接受，可以不理睬，不回复，可以把信烧了或退回去都可以。而人家又没攻击邓小平，与中共的军委主席何相干？竟然又乘机向“邓大人”打“小报告”诬方励之为“政治野心家”。更可笑的是在告密之余还不忘附上一句：“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无非是说，我钱某对党国如此忠心耿耿，难道还不让我官复原职吗？叭儿态，小人心，尽显无遗。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邓小平得此告密后大为震怒，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邓小平此时大概是老得有点糊涂了，竟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于是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于是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邓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邓还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由此可见钱伟长此次的告密所产生的恶果是巨大的，无异于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许多人因此事受株连而倒霉。甚至可以说是后来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

而钱伟长却因此捞到了巨大的好处。显然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此人从一个“改正”后的右派分子，连清华大学副校长都未能官复原职的情况下，接下来却像乘坐了火箭一般地快速飞升，竟然当上了中共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虽然是个花瓶摆设样的清谈馆，但在中共的编制上却与“人大”并立。因而政协的正、副主席与人大的正、副委员长一样都属于所谓“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可见钱伟长这个卖友求荣、拍卖灵魂的贱招，确实博得了“邓大人”的欢心，也体现了中共对他们认为有“重要价值”的告密人是不惜成本要予以重赏的，以便给后继者作个榜样。

---靠告密而成“国家领导人”的钱伟长
作者: 林傲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