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胡耀邦的政治遗产，过去几十年有许多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评论，不少人认为最值得纪念的是胡耀邦关于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和对冤假错案的大规模评反。胡耀邦在新旧交替之际，主动发起对“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先后为300多万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为55万“右派分子”摘帽正名。使得中国迅速从文革的劫浩中走出来，甚至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岀来，胡耀邦的勇气和胆识，胡耀邦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复校，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上任伊始，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

中央党校率先揭开了康生问题的盖子。当时要揭发康生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当中央党校一些师生给康生贴小字报时，耀邦说:“既不提倡，也不禁止。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通过在校学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播到全国，形成势不可当之势。后来中央党校揭批查办公室整理了群众揭发的康生材料，直接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导致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处理。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率先吹起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校内揭、批、查的基础上，胡耀邦着手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反，进而为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99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杨逢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亲自策划指导，根据他的谈话写成初稿，前后修改达17次。最后，胡耀邦选定在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那一天，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耀邦在谈到写这篇平反冤案的文章时说，顾炎武说过：“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他强调：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把压在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全国人民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可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扰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胡耀邦抓平反，不仅把文革，也想把文革前毛泽东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历史上毛泽东亲自确定的冤案一个个全部平反。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论胡赵十年新政》《胡绩伟自述》中说：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响。多少人全家老少聚在一起，满含热泪，一读再读这篇文章，特别是文章提出：要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正是人心所盼。他们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将推翻几十年以来的一切冤案，包括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冤案，使千百万含冤受屈的受害者有希望重见天日，能恢复正常人生活。那些天《人民日报》每天电话不断，一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件，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来信，都是表示对这篇文章的热烈拥护。

胡耀邦倡议并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发行主要对象是地级领导干部，后来扩大到基层。《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应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在中央党校教学中，胡耀邦最早提出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了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977年9月22日，胡耀邦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汇报时明确提出，党史要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当文章发表也可以”。胡耀邦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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