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遭到惨败之后，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令人十分沮丧绝望。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转移目标，并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于是，“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登台亮相。“政治挂帅”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取代了“向科学进军”。经济少讲甚至不提，“革命”、尤其 是“思想的革命化”则大讲特讲。物质的指标换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也成了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意义。那时，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标准则早已置换成“听毛主席的话”。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主席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而且，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可以想见，毛这番工于心计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整个党都需要文过饰非。再上一个台阶，作为统治有5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过：“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属也有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党仍然紧跟毛泽东。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它远比原教旨主义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了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就是“两眼一抹黑”却自以为可以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学生、中学生。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了。

在关键的1962年，刘少奇等人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权威，维护了毛，依从了毛。精明一世的刘少奇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与毛同舟共济，当时他万万猜想不到，就在那时，毛泽东已打定主意，一俟时机成熟，就要把刘少奇打下那条“船”。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被“伟大统帅”引领着从一个灾难走向了另一个灾难。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