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 造词术与思想叛乱 ——原子化叛乱、历史垃圾时间、社会自组织及其他 1519年6月，在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Georg der Bärtige）主持下，一场大辩论预计在莱比锡大学举行。参与辩论的一方是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另一方是维滕贝格大学校长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 杂文 | 造词术与思想叛乱
——原子化叛乱、历史垃圾时间、社会自组织及其他

1519年6月，在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Georg der Bärtige）主持下，一场大辩论预计在莱比锡大学举行。参与辩论的一方是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另一方是维滕贝格大学校长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和在维滕贝格大学任教的新教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追随卡尔施塔特和路德来的学生跟信众浩浩荡荡两百多人，加上埃克一方支持者和其他出席辩论旁听者甚众，辩论从莱比锡大学改到普莱森堡宫（Pleißenburg）举行。

莱比锡辩论名义上是埃克与卡尔施塔特交锋，但谁都知道真正主角是路德。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市诸圣堂（Schlosskirche）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n），引起罗马教廷震动。天主教会势必要当面驳倒路德，遏止新教思想蔓延。

莱比锡辩论一直持续到7月。埃克直到7月4日才与真正的对手路德交锋。路德在与埃克辩论中说：「没有基督徒可以超出《圣经》之外，而《圣经》不啻于神圣律法。」这一论断经由莱比锡辩论更加发扬光大。经莱比锡辩论以后「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一说开始成为路德支持者交口传承的信仰基石。1

路德追随者不仅根据路德教义总结出「唯独圣经」，还总结出了「唯独信仰」（sola fide）。虽然这些像口号一样的新概念多少将路德学说简单化了，但是他们传播起来的时候却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迅速形成了新的时代观念。英国新教历史学家埃力·赖瑞（Alec Ryrie）形容这种时代观念变化影响之大，堪比19世纪达尔文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力：这类概念是以前没人想到的，但是一旦理解其大意，人们就会形成一种认为其理所当然的观念。2

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思想在改变时代观念，而时代观念的变化又在影响人和国家的行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方面的感受尤其刻骨铭心，因为中国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时代观念改变引起的。

清代朴学兴起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传播创造了本土接受条件，经学中经世求变的思想也为晚清求新求变思想打通了心理障碍，这时候公羊学派崛起又形成怀疑古史风气并且进一步推动改革求变的社会心理。甲午战争以后，清国社会还普遍表现出受挫折的群体情绪，而且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社会观念。这些情况为进化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传播环境。不仅有严复大力译介赫胥黎（T. H. Huxley）、斯宾塞（H. Spencer）等人思想，梁启超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于严复，有如赫胥黎之于达尔文。严复所着《原强》篇大力鼓吹群体意识，其首倡「群」的观念也受到梁启超大力发挥，成为清末「国权民族主义」肇兴之雏形与滥觞。在求变、求强的社会思潮交叉影响下，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间接或直接助长了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民主主义、优越主义、改革主义、重商主义、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随之而来的是大清国土地上一时间学会林立。除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强学会之外，文化民族主义阵营的圣学会、味经学会、关西学会、国学保存会、古学保存会等，国权民族主义阵营的保国会、公法学会、国权完就会等，有权威主义性质的立宪派团体如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工会等，有革命派性质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以及受到商战思想影响而纷纷成立的各地商会……无不响应和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思想。3

除了严复译《天演论》造成的巨大影响之外，「开民智」和「陶铸国民」等启蒙思想也影响了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时期两代启蒙知识分子。其中梁启超「新民说」、鲁迅「改造国民性」、陈独秀「新青年」和「伦理之觉悟」、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论」等等无不是受到严复直接影响。4

严复译《天演论》促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流行乃至泛滥，但严复译文实际上严重偏离了赫胥黎：不仅删除了赫胥黎尊重科学事实、不否认存在停滞和退化的思想，还擅自发明了「适者生存」这种说法，并且将「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并列或等同起来。或者说，严复表面上是在翻译赫胥黎，实际上是在宣扬斯宾塞。5

但不论怎麽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信条极大地刺激了晚清至民初社会心态。即使蔡锷和蒋百里受日本尚武精神启发鼓吹军国民主义，也没有逃脱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和严复有关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之说。蔡锷《军国民篇》甚至说严复《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注重体育一端」，至于说「外交之胜败，视乎武力之强弱」更是相当突出的弱肉强食观念。6 蔡锷所推崇的德国从四分五裂、到凭藉军国主义完成统一，并跻身列强之列，也是拜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赐，而且还是整个欧洲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狂热的地方。7 在军国民主义感召下，1902年以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等结社组织开始陆续成立，体育和兵式体操也开始在全国推行，1903-1905年受到军国民主义感召的社会群体甚至发动了拒俄运动。8

当然，我们肯定不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讲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如何如何，而是客观描述社会思潮如何切实地影响个体和社会。

社会思潮不一定都是什麽高深思想，有时候也是一般社会观念。比如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黑猫白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说」，就不是什麽高深莫测的理论，而是一种相对务实且有一定开放性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频繁出现在报刊媒体和普通人口中，大致主导着改革开放以后近三十年的社会进程。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社会思潮更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造词术在承担传播新社会观念的作用。不管是「唯独圣经」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又或是「军国民」，或者是「黑猫白猫论」，都是十分典型的造词术：这种造词术不仅创造新词语，也创造新表达。当然，其背后并不是空穴来风、胡编乱造。

造词术的活跃程度有时就是社会思潮的活跃程度。与「喜大普奔」、「人艰不拆」这类玩世不恭的造词术不同，另一种造词术更应当引起特别注意，这里指的是用以描述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造词术。

比如说当局故意将「抗议示威活动」说成是「群体性事件」，将「经济衰退」说成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将「失业」说成是「灵活就业」，将「低收入人群」说成是「待富人群」，将「下跌」说成是「负增长」……等等。这些说法属于粉饰太平、掩盖真相，或者说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所批评的「语言腐败」。

与此针锋相对，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造词术比如「互害型社会」、「历史垃圾时间」、「原子化叛乱」、「社会自组织能力减弱」。这些说法通常不是学者提出的，学术界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经常以讹传讹地流传。从这些概念透露出来的社会心理，恰恰是对粉饰太平的否定。

比如「和谐社会」并不和谐，反而是「互害型社会」，尤其社会戾气横行和底层互害。又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针锋相对的说法，是中国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根据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名下的说法，指「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当某段历史正背离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就被定义为历史垃圾时间」。9 再如「原子化叛乱」指：报复社会或者反社会犯罪形成的遍地开花的特点。而「社会自组织能力减弱」指的是：社会组织解体、社会失去自我动员能力、普遍意志消沉，以至于丧失政治参与和主动维护公共权益的热忱，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缺乏动力。

这些新词汇并不是学术词汇而且并不准确，但是切切实实在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心态或社会现象，即使提出这类说法的描述还缺乏准确性。这一类造词术显然是跟中国官方的新语言互相冲撞的：不仅驳斥中国官方话术，反而还戳穿他，让他难堪。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思想叛乱」。挑战中国官方话语系统，也就是挑战其意识形态系统。

虽然学术界一样在生产或引进新词汇，比如北大社会学家郑也夫提出「半开放社会」、人类学家项飙提出「总体化焦虑」和前面张维迎提出的「语言腐败」，而且这类造词术更加严谨一些，并且通常基于社会科学观察，但是其流行程度有限，即使有批判色彩，也很难归纳到「思想叛乱」之列。

还有一类造词术介于玩世不恭与思想叛乱和学术词汇之间，其最典型代表莫过于刘仲敬创造的复杂术语系统比如费拉、德匹下、张献忠、大洪水等等。这种造词术相当另类，学术性不足、通俗性有余，但不一定明白易懂。与我们归结到「思想叛乱」之列的术语相似，这类概念也有一种破坏既有话语系统的意味。但是刘仲敬的造词术「黑话」性质更强，而且有鲜明的玩世不恭性质，比如相比于「原子化叛乱」，「张献忠事件」比较不容易上升成为学术词汇，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也有简单解读之嫌，而且拿张献忠屠蜀来比喻报复社会犯罪多少有一些玩世不恭的性质（在具体使用语境中不少使用者还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不管怎麽说，这类概念兴起也有一定思想活力，即使其愤世嫉俗的意味更重一些。

一般社会观念透过新词汇表达出来，当然可以折射出时代焦虑和一般社会心态。但是与依托社会理论发展而来的一般观念相比，还没有上升到社会思潮高度，因为思潮之所以是思潮，就在于具有一定指向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普通社会观念，并不见得这种观念背后经过了周密的学术论证，但是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指向一种更加务实的、更加缺少意识形态优先性的社会探索心理，对于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禁锢长达三十年的社会群体来说，这就是一定程度的松绑和解放。

但从「互害型社会」、「历史垃圾时间」、「原子化叛乱」、「社会自组织能力减弱」这类具有「思想叛乱」色彩的造词术来看，你看到的是一般社会现象或社会心态的真实折射，还看不到社会观念流动方向。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扭转这些社会问题其实也是社会方向。比如用社会妥协来结束「互害型社会」和「原子化叛乱」，你就会看到结束这种人人互相为敌的状态就是社会出走方向。又如「社会自组织能力减弱」导致普遍的意志消沉并且缺乏寻求社会变革的决心，那麽是不是增强「社会自组织能力」显然就是社会出口呢？

显而易见，我们所说的「思想叛乱」有一种「准思潮」性质：他不但提出了社会出路，还将社会出路隐藏在其反命题之中。这是「思想叛乱」明显不同于某些造词术的地方。

当然，学术术语一样具有「准思潮」性质，而且也一样可能暗藏社会出路和方向。但是除开这些词汇本身就有思想性不说，他所缺乏的就是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如果说社会并不接受一种深刻的思想作为指导社会思潮流动方向的指南，你很难说这种思想变成了思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一种具有「准思潮」性质的社会观念，不但意味着社会达成比较普遍的共识，还意味着社会自己找到了出路，虽然这个出路并不是一定正确的历史道路——我们知道许多国家都走上了历史歧途，比如纳粹德国，又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包括「人民共和国」时代的中国。所以，用深刻的思想性来指导「准思潮」仍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缺乏思想性指导，「思想叛乱」就可能一直陷在叛乱之中，并且找不到社会出路，或者无法就社会出路达成共识。

现在我们又像走到了某个历史节点上，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意见领袖们走到了必须要探索社会出路的历史时刻。我们当然很知道出口在哪里，但是从出发点走到出口处还有很长一段道路，这段道路就是引导社会思潮行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