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随想:“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5月17日，在邓家的【紧急常委会】

5月17日下午，在邓太上皇的寝宫（米粮库胡同）召开了一次非常关键的“紧急常委会”。
　　
列位看官请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邓的寝宫召开关键的决策会议了。本系列开头部分聊过1986年爆发的“八六学潮”，当时也是在邓家召开关键 性的会议，决定撤换总书记（废胡立赵）。

实际上，整个“六四事件”期间，在邓家开过好几次关键的决策会议。这充分体现出——邓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参考书目

此次会议很关键——直接催生了“戒严令”，而“戒严令”又大大加剧了各方的矛盾，直至最后演变为血腥屠杀；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为改变。
　　
既然如此重要，有必要详细说一下这次会议的过程。为了比较靠谱地复原历史，俺同时参考了如下几本书对此次会议的描述。通过不同出处的交叉对比，更有利于去伪存真。
赵紫阳：《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
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张良（化名）：《天安门文件》

◇与会人士

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除了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赵/李/乔/胡/姚），还有杨尚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列席会议。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否则他也应该参加。
　　
另外，《八九民运史》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天安门文件》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薄熙来亲爹）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但两个当事人（赵紫阳、李鹏）的著作并未提及“李/薄”俩人参会。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存疑。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但没啥发言，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
　　
另外，此次会议由“邓办主任”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过程

会议开始后，邓太上皇先发话（大意是）：事已至此，众爱卿有何良策？
　　
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题与他前一天（16日）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考虑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简而言之，他依然主张采取【怀柔】的策略来解决学潮。其中的关键点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论》，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
　　
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赵讲完之后，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重点攻击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虽然“赵/李”经常爆发争吵，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
　　
接下来，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甚至列举了赵的“四大罪状”，还翻了历史旧账——扯到了赵的儿子搞“官倒”。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
　　
作为“五常委”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看出——胡启立站在赵这边）。
　　
几个常委都讲完，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他反对修改社论，同时还转述了【廖汉生】的建议。杨的原话是：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专门介绍过“邓/赵/杨三角关系”——杨尚昆同时与“邓/赵”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据《赵紫阳回忆录》）在这次常委会之前，杨与赵私下交流时，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但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

稍微跑题一下：
　　
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中央军委成员，曾当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首先必须说明：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

可能性1
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但在17日开会之前，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准备动武），当“邓/赵”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
可能性2
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在邓面前主张戒严，在赵面前反对戒严。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考虑到“杨家将”的特殊性）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有利】滴——六四之后，“杨家将”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另外，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体会出很多信息量。

（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邓进行总结性发言，要点包括：
其一，《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滴，不能后退（不能改）。
其二，问题出在党内高层，尤其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邓把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直白了）
其三，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军事管制）
（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

对“戒严”的措施，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李鹏＆姚依林极力赞同，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至于另2人（胡/乔）的态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异。最终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口头表决，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军管）。
　　
面对这种结果，赵紫阳无奈地表示（原话）：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赵说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针对赵的暗示，邓又强调了几点：

1. 少数服从多数；
   
2. 裆中央要保持一致；
   
3. 如果这个决策错了，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那天的“紧急常委会”在下午6点散会，除了明确要“戒严”，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
   
4. 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戒严令”（请注意：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
   
5.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戒严令”
   
6. 次日（18日）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7. 次日（18日）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由上述“三人小组”汇报进展情况
   　　
   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戒严令”算是出笼了。
   
   ◇五常委的态度——“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以当时的局势，政治局常委的态度，更多的是【形式意义】（法理上的意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矮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这点，本系列已经唠叨了很多次）。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哪怕5个常委全都反对戒严，只要邓下决心搞戒严，政治局常委也拿他没办法——因为邓完全掌控了中央军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党国的宣传口号是“党指挥枪”，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枪指挥党”——在咱们天朝，得要有枪杆子（军权）才能成为党国的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