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饥荒严重程度的是人，不是自然灾害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 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 9.22‰ 上升至 13.77‰，三年时间仅上升 4.55‰，增幅为 49.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 12.50‰ 上升至 28.58‰，上升近16.08个千分点，增幅高达 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 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 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 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

自然灾害没有异于往年，地理因素也无法解释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现象。可见，造成这种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都是人祸：一方面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且还有余粮的农户为余粮户，国家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很多地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1958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在1959及1960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 39.7% 和35.0%，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出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比1958年整整高出127.41万吨，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

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