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许先生推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分析方法。许先生的论证体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本质主义，类似黑格尔的本体论，试图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然后将这一本质套用于一切相关事物，认为只要指明本质，便无需探讨细节、过程及其差异性。这种方法论倾向于用极少的事实支撑宽泛而抽象的符号体系。

对他而言，人不仅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甚至能一生反复踏入同一河流。

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中国贴上专制制度的标签，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便可视为同类统治者。于是，过去专制时代的弊端无需进一步分析，即可套用既有理论模板和术语到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

这种认知固然能在道德和政治正确方面带来某种优越感，却也反映了作者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即认知能力的退化与对陌生事物的迟钝。他们要么因长期远离中国，成为“离岸的反华主义者”；要么身处大陆，却固守西方民主话语，成为其卫道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不了解美国，也不甚了解当代中国。他们了解的多是早年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结合共产党当政以来的生活经验，这些观念在其意识中高度固化，导致思考范围和常用词汇变得狭隘且意识形态化。

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本质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在历史专制制度的叙事上拥有丰富知识和严密逻辑，却因此对当下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缺乏描述事实的能力。这种认知偏差与扭曲，根本源于其前置观念多来自早年的共产党教育。原生社会对一代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人是环境的产物大致不差。

此外，他们身上带有中国儒生的治学与生活方式——学问上体现“六经注我”的中国特色，仍怀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们所受现代思考的训练有限，同时对经验性与实验性比较轻视，另外学术自律也有所不足，习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扩展至未经深入研究的其他领域，形成偏好宏大叙事的风格。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情结和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流亡者，陷入了持续的认知困境——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与和个人现实境遇的落差。这不仅是他们一代人的不幸，亦是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