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阅兵，是习近平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高光时刻。通过阅兵向国内外展示力量，强化自身作为核心领袖的地位。面对各种传闻和批評，习近平需要通过阅兵凝聚所谓党心军心民心、震慑一切反对力量。在国际上，需要给一帮靠中共续命的老朋友安全感，也需要在西方國家面前刷存在感。然而，阅兵的象征性力量终究是短暂的，真正的权力巩固，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能、社会稳定的长期保障以及国际环境的缓和。在阅兵的礼炮声中，习近平或许能暂时巩固权威，但未来的挑战——经济下行、国际孤立、社会分化、党内恶斗，仍让他在剩下的垃圾时间里疑心重重提心吊胆。

中共将自己描绘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声称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历史事实表明，抗战的主力是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的国军，而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贡献不仅严重夸大，甚至与抗战背道而驰。中共将抗战胜利的功劳据为己有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无数国军牺牲者的亵渎。

抗日战争（1937-1945）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民族战争，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承担了主要作战任务。根据历史记录，国军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投入兵力数百万，直接对抗日军主力。国军在淞沪会战中牺牲超过25万士兵，占全国精锐部队的三分之一，极大削弱了日军进攻能力。武汉会战中，国军投入100万兵力，抵抗日军30万，拖延了日军南下步伐。此外，国军还组织了滇缅远征军，与盟军并肩作战，保卫中国西南通道。这些战役的惨烈程度和战略意义，远超中共游击战所做出的贡献。

国军作战的代价极为惨重。据统计，抗战期间，国军阵亡约322万士兵，受伤400余万，占中国军队总伤亡的90%以上。日军在中国的军事损失中，约110万伤亡中的绝大部分由国军造成。国民政府还承担了战时经济、外交和后勤重担，迁都重庆后，在日军轰炸下坚持抗战，这些事实表明，国军是抗战主力军，中华民国政府是抗战核心领导力量。

相比之下，中共在抗战期间主要局限于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指挥，但实际行动高度独立。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参与了平型关战役等少数正面战斗，取得一定战果，但规模和影响远不及国军的大型会战。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歼敌约1000人，而同期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歼敌数万，差距显而易见。

抗战爆发前，中共在长征后仅剩3万余人，陷入生存危机。日军入侵为中共提供了喘息机会，中共利用“第二联合阵线”合法化其地位，获得国民政府的物资支持。毛泽东明确提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方针，优先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而非全力抗战。中共在根据地通过游击战骚扰日军，主要目标是控制农村、吸收地方武装、扩大地盘。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国军正面战场损失惨重，中共趁机进攻铁路沿线和中小城市，扩大控制区，人口从3000万增至1亿，军队从30万增至127万。这种策略与其说是抗日，不如说是借机壮大自身。

历史学家远藤誉在《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中披露，中共通过潘汉年等渠道与日军情报机构保持联系，双方在某些阶段心照不宣地针对国军。这种“共谋”虽非全面合作，足以说明中共在抗战中的真实动机。抗战结束后，毛泽东私下表示：“如果没有皇军打进来，共军早就被国军消灭了。”这句话暴露了中共对日军入侵的“利用”心态。

抗战胜利后，中共通过系统性宣传，将自身塑造成抗战的主导力量，抹杀国军的贡献。1949年中共建政后，官方历史叙事将抗战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强调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这种叙事在毛泽东时代达到顶峰，国军被描绘为消极抗战甚至投敌的形象，中共被塑造成民族救星。

具体手法包括以下几点：
1.  篡改历史记录：中共党史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被无限放大，平型关战役被吹捧为“抗战第一大胜仗”，而国军的22次会战鲜有提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关于抗战的描述刻意忽略国军贡献。2009年中共公布的“红色英模榜”中，无一名抗日英雄，反映了其对真实抗战历史的回避。
2.  打压国军将士：中共建政后，许多国军抗日英雄被打为“反动派”，遭到迫害甚至杀害。例如，淞沪会战英雄谢晋元被软禁后遇害，滇缅远征军将领杜聿明被长期监禁。这种清洗不仅消灭了历史见证人，也为中共的宣传扫清障碍。
3.  控制舆论和教育：中共通过教科书、影视剧和纪念馆，强化其“抗战领导者”形象。例如，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将中共游击战浪漫化，而国军的正面战场鲜有呈现。抗战纪念馆中，国军将士的展板往往被置于角落，中共的“敌后抗战”占据主导。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抗战叙事有所调整，承认国军部分贡献，但仍将中共置于核心地位。2015年和2025年的抗战胜利阅兵，邀请少数国军老兵参加，但象征意义远不及对中共的歌颂。这种“有限承认”并非还原历史，而是为了统战需要和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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