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常驻北京的撰稿人高雨莘终于撰写了一篇稍微客观又还有点抒情的文章，标题看上去对北京有点刺眼，但是内容还是很平淡。“外强中干”的祖国 让中国人感到绝望/见《纽约时报》中文网：每周一早晨，中国国歌激昂的旋律都会从街对面的小学飘进我在北京的公寓。身着校服的小学生们在新铺了草皮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方阵，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附近的街道两旁摆放着花盆，种着银杏树，还有号召公民热爱祖国的宣传标牌。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号召都显得多余。中国经济腾飞，我们为祖国感到骄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这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

当今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悖论之中。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它是美国在塑造世界的能力方面唯一的对手。最近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两国领导人宣布贸易战休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而北京也乐于推动它：一个在外部挑战面前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国家。

这种强硬的外表在中国国内却被戳破，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黯淡的绝望感无处不在。对于这种国家自信与民众疲惫之间的反差，中国人用“外强中干”这个词来概括。

许多人现在感到，正是那些让中国在海外显得强大的国家政策正在伤害他们自己。他们看到政府更关心建立全球影响力、主导出口市场，而非解决民生挑战。几年前针对私营部门的打压行动被普遍认为是中产生计受损的根源，同时财政资源被引导至那些政府认为更具战略意义的行业，如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造船业。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供应链和加工领域的全球垄断在国内造成了空气和土壤污染。

如今，人们感到一种苦涩的愤怒，他们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的牺牲品，无从发声。这种情绪很可能还会加剧。上个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政府的经济优先级蓝图——明确表示，将愈发侧重国家实力而非民生福祉。

今年4月，随着中美关税战升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宣称，北京能够抵御美国霸凌，凭借的是制度优势，如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中国互联网上的反弹迅猛。一篇热转的社交媒体帖子指出，政府在自夸时，普通人的日常挣扎——找工作、填饱肚子、教育子女——却“困难重重”。作者写道，与美国打赢贸易战意味着“准备牺牲一部分人民”。审查机构很快屏蔽了这篇帖子及类似内容。

多年前，中国人会出于政府几十年来灌输的条件反射式民族主义，为上文提到的那种《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如今，这种爱国情怀几乎被反映民生困境的声音所淹没。

青年失业率高到去年政府修改了统计方法，以得出更低的数字。即使新数字也高得惊人。据估计，约2亿人在零工经济中勉强维持生计。消费者中许多人因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净资产缩水，而不得不削减开支，使经济陷入通缩漩涡。

经济不安全感正导致人们放弃结婚和生育，加剧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民众不满也在拉大贫富差距——当多数人面临日益黯淡的前景时，公众对那些被认为利用经济或政治关系获取机会的既得利益者愈发怨恨。心理健康问题据信也在上升，过去几年一连串无差别持刀袭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便是佐证。

北京显然无法再指望条件反射式的爱国主义为其日益强势的外交立场背书。9月，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时，许多人公开质疑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民生。

政府最近开始打击社交媒体上所谓“过度悲观”的内容——这清楚表明，它担心公众的不安会削弱自己的议程。但压制批评而非解决问题根源只会加深与人民的隔阂，使国家在对外政策重点与所需国内支持之间谋求平衡的努力面临更大压力。

长久以来，中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下取得繁荣：共产党给予人民更多改善生计的自由，以换取政治服从。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政府不再履行其契约义务。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他以反复提及的“中国梦”——通过国家强大实现共同繁荣的承诺——给了人民希望。近年来，在政府宣传中已不再那么突出这一口号。国家或许会说，那是因为其愿景已大半实现。更可能的是，共产党明白，在目睹梦想日渐黯淡的民众听来，这样的说辞已言不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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