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中国发改委公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大举措，涉及6大项以及20条细节措施，包括稳定汽车购买、住房需求、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等方面的内容。鼓励消费扩大消费拓展消费说起来当然很轻松，但国民消费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收入不能保持增长，就业机会持续减少，囯民对未来预期没有信心，光喊空洞的口号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在提高国民收入方面，邻国日本有许多值得借鉴和效仿的经验。日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虽然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败没落或者说一无所有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辉煌的时期。清醒明智的李光耀生前多次告诫新加坡人，不把日本当一回事是“极其愚蠢的”。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1960年12月27日，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大胆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76亿美元，这一经济规模，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3%，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GDP总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后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GDP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那以后，日本一直保持第二的位置，直到被中国超越。
　　
这期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340%，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1倍。各个阶层普遍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基尼系数显著降低，从1964年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位，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日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之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发展就会井然有序，以GDP增长为目标，经济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扭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与当时日本重视智囊建议以及政党、政府密切配合有关，也与日本企业和国民的共同努力有关。
　　
从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来看，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超出一般预想。不仅在公共计划部门制定详细实施方案，下达指令性必须完成的任务，对民间则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政来推动、诱导、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日本行会、商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广泛采纳吸收了学者的意见，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科学制定倍增计划，提出了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倍增。这等于逼迫企业不能继续实行粗放式经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力度自主研发，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在日本市场经济体系下，一切与经济有关的要素一旦进入经济体系必然按照资本化运作，成为具备资本价值的资产，并且所有资产都有明确所有者，所有者权益不得侵犯。在日本普遍宣传知识产权不仅仅是资本利益，而且还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核心利益。
　　
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是一种极容易流失、易遭到侵权的资本权益。需要举国上下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和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坚决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此举，让日本企业放开手脚，大量投资引进技术人才进行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在实现员工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日本的专利授权率竟然高达80%，可见其专利申请的高质量。
　　
日本政府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时，也充分考虑到缩小收入差距并扩大中低阶层的收入;提高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不仅扩大了内需求，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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