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 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也北上哈尔滨，而且也是旧地重来：
在旅途中就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了一个乞丐：是安徽的农民，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只得到东北来逃荒。
“哈尔滨已从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十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此处疑有错，似应为八年前——引者注）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共有）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眼看形势有可能逆转，于5月25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 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了，当即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