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杨继绳:1949年以后，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在和平环境下，基数很低的国民经济，自然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４.７％，1980年这个比重下降到２.５％。197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１３４.４亿美元（按当年汇 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０.７％。

物资极度匮乏。粮、布、糖、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各种票证成了比人民币更为重要的“特种货币”。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从而把农村推向贫困。农业集体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力遭到
严重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直到１９７８年才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从１９５３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成了光秃秃的“和尚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７６元（按当年汇价１美元１.７２元人民币计算，合４４.２美元，平均每天０.１２美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低
于５０元。１９７８年，中国农民中，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５〕１９７８年，生活水平不如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１９３６年。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很大。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５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按当年汇率１.９７计算，为２１美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１９５０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环境很恶劣。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证明，工人劳动保护很差，职业病很普遍，不少工人因汞中毒。天津化工厂电解车间８５人中有７６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７９％。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这是因为：消灭了私有经济，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经济活动。

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

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计划决策失误不断地造成巨额浪费。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懒惰之风盛行。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创新精神被压抑。经济机体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为了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要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