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据《百年潮》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话说刘少奇》所述，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根据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

文革爆发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这样一个由15人组成的 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面对这种状况，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下面的几个“证人”就是这样来的。

刘青第的“供词”经过：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刘青第被审问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杨明襄的“供词”经过：杨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神经病，一直未愈。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给他吃油条，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

刘多荃的“供词”经过：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这样，专案组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上都得到了“满意的证词”。

关庆云的“供词”经过：1967年12月13日晨5时，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伤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关庆云欲死不能，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共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事人”后来良心发现向“上级”写了无数次翻供声明，强调那些所谓证词都是在威逼下所写的，是假证词。但“上级”政府都置之不理。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决定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的结论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刘少奇的所有罪名，据此中共为刘少奇恢复了名誉。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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