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随着按 “ 革命等级 ” 划分的供给制的取消和以干部级别为准绳的薪金制的建立，革命官员享有 “ 合法化腐败 ” 的特权的最初级形式从此产生。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医疗 、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 “ 消费 ” ，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特权与级别是对应的，不同级别相应有不同特权。

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国家被打造成一个全能型的 “ 家庭 ” ， “ 国家 ” 是家长，全体公民是子女，在扣除子女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直接进行自我分配；一些有限的消费品和服务按着种类和数量只分配给有限的服务对象，并按长幼（级别）来逐一满足。其中有个专门对应名词叫 “ 特供 ” 。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 “ 供应证 ” 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

特权等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经济供应上，很多方面也有完善的规定。医院有高干病房，住房有高干楼，眷属的入户、就业、提干方面的优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大中小学读书等；即便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与老百姓可谓差别万千。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待遇，也是地位的象征，比如五六十年代，红旗轿车只归部级（三至八级级之间）以上专用，厅局级（九至十二级级间）是伏尔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限制到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间）才可以乘用。除此之外，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存在等级的区别，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都有严格标准，譬如 “ 四人帮 ” 的粉碎在各级干部都传达到后，才向社会公开。

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