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去三十五年了，被那场惨剧塑造的一代人也逐渐进入暮年。很多曾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背着六四的行李箱逃出来或被放出来，三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那个行李箱。六四是中国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中一场母婴双亡的惨剧。民主是现代文明化水到渠成的结果，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进程。近代以降，天朝不缺少大大小小的事件，反复难产，孩子生不出来，也无所谓成长。只有事件，没有进程。

前年四月，崔健在网上开演唱会，说该变得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平日大家看到的是变了的那些，产生出全都已经改变了的错觉。但决定人群命运的那些东西一点都没变，野蛮的照旧野蛮，疯狂的照旧疯狂，而且野蛮和疯狂的能量更大了，不只是制度层面，而且是人群的精神世界层面。

三十五年后，国民大都被暴力和利益驯化了，屠民治国成了上上下下的信仰：高压加镇压才能发展经济，只要生活水平能提高，其他都无所谓，只要自己的生活水平能提高，牺牲一下其他人的利益、健康、未来、生命……都是可以接受的。

人群被暴力和利益驯化之后，社会就变成一座疯人院。
一位国内朋友说，我们好象全都被这几十年的“奇迹”驯化了，说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状：一个“弱肉强食、权利不能当饭吃、上海取代香港、武统台湾、欧洲完了、美国养懒人、民主没效率、东升西降”的梦幻组合。

很多年前，每逢春夏之交，北大校园就盛开着结不出果实的红罂粟，绰号“虞美人”。真实的罂粟花开，妖艳而神秘，让人想起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Harry逃离君士坦丁堡，穿越盛开红罂粟的土耳其旷野，还有他的感慨：“那刚开始就结束了”。中国曾发生的每一个争取民主的事件，都是刚开始就结束了，生生死死，花开花落，像结不出鸦片的罂粟。

六四一代离不开他们的行李箱，白纸一代好象没有行李。抗争的意义，不在于它能成功改变现状，而在于抗争者是在立志做人。民主是个漫长过程，不是一个事件，但立志做人必须有个起点，能走出抗争这一步，在做人方面就成功了一步。中国眼下不具备从抗争事件转化成民主过程的土壤，总体国民的基本面没有变，但抗争让人看到改变贫瘠土壤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