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问题，积重难返，确实不是杀习近平一人就可以解决的。
但只要习近平还没有死，所有的问题就会都纠缠在一起，让想要跳出困境的每个人都无从下手。
中共国如今面对的困境是什么？
是这块土地正处于转型关键节点，是在打好产业链经济基础后，相应的政治制度建设未能跟进，以致经济基础走向坍塌。
如果有人想挽救中共国经济，想恢复自己和家人在改开时代的生活水准，他就必须阻止经济基础正在进行时的坍塌。
这坍塌现在是全方位的。
从外贸订单的减少，到外企的撤离，到私企迁移“出海”，从改开期间培养出的技术骨干老去，人才青黄不接，到曾对企业家笑脸相迎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下，开始滥权滥政，查抄罚没，竭泽而渔。
花了四十年时间在中华沦陷区发育到半截的产业链正在被迫与海外“断联”，失去一向以来的源源供血。
在法定地位上一直“妾身未分明”的生产者们，正失去在产业链逻辑中与伤害者们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可能，回归伤害链逻辑中牛马猪羊一样的食材身份。
如果有人想在今天的窘境中挽救中共国经济，他就需要看懂双链争持的道理。
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从生产者那里来。
从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财富创造效率得以提升，产品在满足社会基本消费需求之外还能有所结余，这些结余转变为激发创造灵感、令生产效率继续提升的资本，这样的一套运行模式中来。
没有这样的模式，就没有经济增长。
一个传统的伤害链社会可以把生产者当成牛马猪羊，而不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
这是因为传统的伤害链社会生产效率本就极低，降无可降。
但一个曾接受过产业链逻辑渗透，曾放松过对生产者的管制，并因此而获得过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如果重新加强对生产者的管制，剥夺他们曾暂时拥有的自由，让他们回归牛马猪羊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生产效率会迅速下降，回到生产者被迫居于牛马猪羊地位时的水准。
生产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所在，是社会的“引擎”。
拥有现代化政治权利保障的生产者，能用现代化的秩序服务维护精密复杂高效的大规模合作体系的生产者，就象采用最先进技术，能输出最强马力的航空发动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靠什么？
靠的不就是航空发动机吗？
但当同样一批人被打落尘埃，被再次压制到牛马猪羊一样的地位，原有的合作体系因失去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失去了成熟完善的市场规则保护而瓦解，这台发动机就再不可能提供同样的动能。
原本能象火箭一样窜升的经济，也就只能象古老的牛车、羊车一样，在崎岖山道中迟缓挪动。
双链争持，在传统的分析框架里，常常被误认为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但实际上这只是模式之争。
是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作模式之争。
是伤害链这种高内耗的模式，与产业链这种低内耗的模式之争。
中共国如今的困境是什么？
是在模式转换的中途，蜕变的中途，被打断了。
因此既无法保持传统伤害链国家的“超稳定”，也无法获得现代产业链国家的安定与和平。
很多人都以为中共放弃改开，走朝鲜的路，就能维持其统治。很多人以为，中共能熬过60年代的大饥荒不亡，熬过十年文革不亡，就也能熬过如今的危机。
大概习近平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想多了。
60年代的中共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伤害链国家，甚至是一个因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权术对恐惧的强化，输出伤害的能力和频率比传统皇朝更高的伤害链国家。
十年文革同理。
只有典型的伤害链国家，才能通过保持上层对伤害力的垄断和底层牲人的愚拙无力，拥有伤害链式的超稳定。
但今天的中共国不行。
一个已经转型到一半的国家，非典型的伤害链国家，不行。
中共确实还保持着对伤害力的垄断，但亿万底层已不再是牲人，不再是从事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被固定在土地上，只有通过逃荒避灾大量变成流民才有可能自我组织起来的牲人。
随着亿万农民进城打工，随着打工人的“逐岗位而居”，随着就算老了也不回故乡的农民工遍布各省各市，旧帝国那一整套靠把底层保持在牲人状态维持稳定的做法都已经失效了。
想在今天这样的现实基础上重建传统伤害链国家式的稳定，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是至少象中国历史中任何一名开国之君那样的过人才略。
——是绝大部分今天的中共官员没有，习近平这种纨袴更绝不可能拥有的才略。
更不用说结合严峻的外部局势，即使习近平让出位置，中共另奉新君上位，甚至起毛泽东或邓小平于地下，要在今天的中共国挽狂澜于既倒，也是不可能的。
但对中共内部人士来说，杀死习近平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死，可以换来你的生。
因为只有他的死，这个不曾安排继任人的中共党魁的死，才能让你宣告帝国体制的终结，才能让你名正言顺的抛弃“维持中共统治”这个不可能的政治任务，把自己的身份无缝切换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才能让你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
中共内部在“谁继位”这事上，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
但正因为如此，大家才能在和平分手，放弃大一统上达成共识。
你们才有可能不必为争那个唯一大位打生打死。
才有可能分别成为新欧洲诸国的建国者，或在上海的法治环境中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