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帝国的覆灭已近在眼前。
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颓势下给中共续命。
但除了以拖待变，除了助中共苟延残喘，除了在迷茫中等待，墙内的改开受益者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有。
长河黄河不该倒流，不但不该倒流，还应冲破重重险阻，奔腾出海。
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局， 不该是被一个巨婴皇帝的猛开“倒车”打断，而应该是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场能为你们，亿万改开受益者，最终构建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国家，实现对你们公民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打造出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的“改革”。
这场改革，共产党不肯不愿完成，那就让愿意的人，让受益者们自己来完成吧。
这就是你们能做的事。
这也是你们该做，该由此刻就准备起来，就配合着海内外一切促成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建设力量去做的事。

四十年改开，已经让中共国大多数人口接受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打工生涯，已经改造了占中共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秩序的理解，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
农民工们，底层生产者们，仍然是不擅长构建秩序、输出秩序的人群，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打工生涯中，在游走于各个不同城市之间时，尊重所在城市的游戏规则，适应由别人构建和维护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中共国的底层生产者早已为归化于产业链阵营做好了准备。
对传统习俗的执着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了故乡，那里才是伤害链逻辑的“适用范围”。在城市里，他们会遵守城市的规则，也会学着利用城市的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讨薪时他们会拉横幅发抖音，会利用网络，在出现劳资纠纷时他们甚至会掏出劳动法，会提请仲裁。
事实上，虽然他们无力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但在中共国，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的从来都不是他们。

四十年改开，已经为中华沦陷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打好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口基础。
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需要突破几个最关键的障碍：

首先，是特权阶层还没有被推翻。
在旧伤害链系统中处于上层地位的特权阶层，从习近平这样的伤害链链主，到和他一样凭个人才智和能力根本不可能吃上特供的红二代学渣小伙伴们，是最有理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阻止中国从伤害链逻辑完全转向产业链逻辑的人群。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的“红色江山”、“红色基因”那一套，不过是远比红一代打出的革命旗帜更为粗鄙的父死子继。
但他们如今正掌权，他们如今在台上。
好消息是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民间到官场，积压的怨气越来越大，矛盾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消息是这些特权阶层自身也在学渣化，因为随着形势日益分明，脑子清楚到能脱离学渣队伍的都会明哲保身，机智润离。
所以在矛盾爆发时他们会不堪一击。

其次，是有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但中共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就不是共产党自己完成的，更不是邓小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
小岗村的生死状，是农民自发立下的。
深圳湾畔一家家新建的合资工厂，是政策松动后带着订单、带着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冒险进驻的外商们的建设成果，而不是官员们闭门造车的结果。
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靠“借鸡生蛋”，而不是由本土人士独力完成的。
而且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圈定“特区”，在特区中先进行试验，再选取其中的成功经验向更广泛地区推广的方式，稳扎稳打的进行。
我深知在中共政权多年洗脑、反复阉割下，在目前有志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群里，有能力进行秩序建构的人才仍然是极度稀缺的。
和当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拥有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才一样稀缺。
但“借鸡生蛋”的办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从海外聘用经验丰富的社会治理人才和专家协助完成秩序建构，显然是一条被证明过可行的成功之路。
只是，第三个问题已于斯浮现。

第三，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关键时期，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生的最危险时段，没有人统领大局，没有人能象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镇场”，因此也就没有人能象当年他圈定深圳为特区那样，保证改革进程能循序渐进。
“乱”，是改开受益者们最害怕的事。
但要保证不“天下大乱”，人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可循旧路，就是“维稳”，就是抱紧伤害链主和特权阶层的大腿，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压制社会的反抗，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

新欧洲方案着重思考并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中华沦陷区并不缺改开受益者这种天然会支持产业链秩序建构的人群。
中华沦陷区也不缺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基层官员。
中华沦陷区缺的是什么？
是一种象英国在历史中打磨形成的，美国立国之初精心设计的那样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是通过制衡实现哪怕暂时的平衡，是让转型中的社会在哪怕暂时的平衡中获得喘息，获得让秩序得以建构、人才得以成长的宝贵时间。
而这样的制衡，正包含在新欧洲方案试图促成的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