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法轮功遭到迫害之初，我们就予以声援。那时的法轮功并不反共，也没有参加人权活动。那时，我们声援他们，他们并没有声援我们。法轮功反共和参加人权活动是后来的事。我们民运的第一宗旨是坚持基本人权，谁的人权遭到迫害我们就声援谁。这些我在第一篇长文从法轮功现象谈起说的很明白。对法轮功的镇压始于1999年7月20日，我随即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法轮功的文章。如下：
中共突然大举镇压法轮功，世人多感意外；其文革式的粗暴手段，更令人恐惧和愤慨。
正是通过对法轮功的野蛮镇压，一般人才更了解了法轮功。显然，法轮功不是白莲教或太平天国，它的成员多是中老年，而且不少是妇女，并没有多少战斗性，当然也不可能对政权构成什么威胁。这一点，中共当局应该很清楚，那么，它为什么还要开动全部镇压机器不遗余力地严厉镇压?反过来想，那是不是当局明知故犯，以显示其赫赫武功，杀人立威呢?
现在我们总该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每隔几年就要大搞运动，为什么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近年来江泽民政权的内外交困，正象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惨遭失败后陷入尴尬，就靠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动员令，让务实派温和派不好说话，从而强化了自己被弱化的权力，或许，我们就会更加理解江泽民为什么要采取这次镇压行动。
象何柞休一类学者批评法轮功是伪科学，这种批评本来是正常的、正当的，在内容上可能也有正确的成分；但是，当政府粗暴侵犯法轮功信徒的信仰自由、表达自由等基本人权时，他们就应该象伏尔泰那样，“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可是，何柞休却象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杨荣国，热衷于以理杀人，甘心作专制者政治迫害的帮凶。
法轮功确实无关政治，仅仅是当局以泛政治化的方式镇压法轮功，这才使法轮功染上了某种政治性。不过，一些法轮功成员以不参与政治为理由，一再表示要和民运人士划清界限，那又不对了。在维护基本人权的问题上，不同的人们必须互相支持。我们知道，共产党的特长就是整人害人，它的策略一向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它给我们贴上五花八门的标签，让我们彼此自动的互相分离，划清界限，以为这样做就能使自己安全些，或被整得轻一些。于是，专制者就能以少制多，坐收渔人之利。有鉴于此，我们就该反其道而行之，在捍卫人权的共同点上无分彼此，互相支持，和“划清界限”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