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不透明的专制国家来说，政治谣言通常有半真半假性质，有时当局也以谣言的形式透露一部分真相，而且政府並不是一面密不透风的墙。

公众对政治谣言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谣言太容易或者经常被揭穿，这样做多了之后，公众很容易形成逆反心理：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怀疑。这就像是一种认知战。

中共当局也故意释放谣言当烟雾弹，就其扰乱公众认知而言，也确实达到了一定效果：公众在驳斥跟谴责政治谣言的同时，也在削弱反中国政府的舆论公信力。这就是中共政府想要实现的目的：连反对中共的群体也跟着间接为中共辩护。

基本上可以说，公众虽然热心公共事务，积极参与政治讨论，但是缺乏政治智慧是致命的短板。当我们说政治智慧的时候，政治智慧本身就不是舆论性质，而是一种政治判断力和斗争技术。公众通常只停留在舆论层面，既不考虑舆论可能造成的政治效应，也不关心如何通过有效煽动来改变社会心态和舆论环境。

政治从来不是道德洁癖患者的私人玩具。如果公众感到愤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信力普遍缺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就会出现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的见解和碎片化的信念。

中共在认知战上确实做得不错，至少达到了破坏性效果：如果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最好你们也互相怀疑。这样公众就陷入一种狗斗困境。

群氓或者乌合之众通常指的就是这种失去政治引导的公共性：既与政府为敌，也互相为敌；如果民众互相为敌，对于政府而言就相当于借刀杀人了。这时候自作聪明的小市民习气就变成世界上最坚硬、最顽固的东西。政府看在眼中，心里笑哈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领导公众议论或反对派政治，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重任。不仅需要创造合格的反对派领导人，还需要改造戾气重又疑心重的公众。很不幸的是，从1989年至今，海内外中国人社群还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治。

对于我们流亡知识分子来说，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煽动民众起来造反，而是要先培养合格的反对派领袖，因为政治是由政治家来领导的，知识分子软弱，而民众桀骜不驯，这些都不是领导反对派政治的合适条件。

如果政治家真的跟普通民众没有区别，那就既没有办法对抗強大的专制统治机器，也没有办法克服内在分歧和内讧，也就没有办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和形成值得所有人为之流血奋斗的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