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大有关联。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 ；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那么，毛提出“两本帐”的用意是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为了“大跃进”，毛想出了几个办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那么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积极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加班加点多干活，高投入自然会有高产出。怎样才能让人们多干活呢？那就是给人们定出高指标逼他们超时劳动。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期间，毛有时在附近农村转悠，发现这里茶铺多，赶场多，人们的日子过得很闲散。毛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找条鞭子赶一赶。乍一看去，毛的高指标想法似乎并不违背常情。人们习惯于把订规划当作表达意愿、期望，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标要定得高一些。如果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要“得乎其上”岂不是就该“法乎上上”吗？但问题是，高指标也还要有个限度。如果指标定得太高了，明显达不到，指标就失去意义了。可以想见，在“大跃进”的初期，还有人在定指标时多少考虑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标定得太高，但必定会有人投上级所好，完全不顾可能性，把指标定得非常高，而上级则一定对后一种人大加表彰。上级并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标超出实际，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下级的态度和决心，下级越是把指标定得高，越能显示他对“大跃进”的态度积极、决心大，这样的下级便受到上级的表彰。这样就把中共口头标榜的那点实事求是之意排除得干干净净，由此便引出一轮又一轮的吹牛皮竞赛。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