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面上淡化计划经济色彩，更多用市场化来粉饰经济状况，但中国推行的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政府”，而是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这两者有本质区别。依据米塞斯理论，在“全能政府”操控下推行半开放市场不是不可能的：

1. 人类行动学假设人类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而行为一致性与逻辑一致性是两回事。
   
   比如有人认为资本剥削是不道德的，但是他饿了就想买牛奶和面包，但牛奶和面包就是依据他认为的资本剥削由工人生产出来的，但他并不会因为吃牛奶和面包有悖于自己的理念就活活饿死。这恰恰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追求的用理念凌驾于经济规律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即使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也一样是有基本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他总会基于实际的行为需求改变自己的价值尺度。
   
   依据这种推论，陷入社会主义穷途末路的国家，理论上仍然可能基于实践需求改变自己的价值尺度、理念或原则，比如半开放市场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其根源还在于人类行为本身具有的经济理性特点。
   
   像朝鲜这种几乎全封闭国家，其实也有开城工业园；就算不开放也会持续不断像海外派遣劳工赚取外汇；除了这些，还可以向邻国勒索粮食、补给和钱财。如果这些退路都断掉，真正陷入完全孤立和完全封闭，朝鲜理论上也可能因为生存问题屈服（即使不是政权自愿的）。
   
   
2. 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理论上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在实践中並不是不可能发生折衷，比如就出现了中国式半开放市场。这仍然符合米塞斯的原理：逻辑上行不通的事情，现实中就发生了。
   
   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等于说明半开放市场一定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崇尚“全能政府”的弊病所在：“全能政府”并不可能真的全知全能，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最佳资源分配、始终在实践中遵循经济规律、始终精准预测市场动向、始终保证经济发展处在自己的计划之中和可控范围之内。因为即使最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没办法做得到这种事情。明明你做不到，还要硬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出错，你出错就会付出代价。
   
   在改革开放后期，我们就看见了这种问题：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跟政治束缚发生冲撞。市场要法治，政府给政策；市场要公平，政府给政策；市场要信心，政府给政策；市场要安全，政府还是给政策。政策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完全不能解决问题。
   
   但全能型政府对政策的迷信就造成了这种偏差：他认为只要经济处在自己绝对掌控中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显然违背经济规律：只要你不是跟上帝一样绝对全知全能，你就不可能在绝对操控经济的过程中绝不出错。当然，就算你出错也是别人先付出代价。你是可以承担出错的风险，但是代价被转嫁到了平民头上。
   
   
3.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违反了经济规律。违反经济规律跟逻辑和实践偏差并不是一回事。
   
   经济规律並不是纯粹的理论，也不是纯粹的逻辑存在，反而还体现在行为实践过程之中。经济规律反而是实践而不是理论。
   
   且不论在计划经济时代冲撞经济规律要付出多大代价，单以改革开放时代换汤不换药的“全能政府”来看，违反经济规律的惨案简直罄竹难书。比如分税制改革导致土地财政失控和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就是“全能政府”的杰作。孤立起来看，分税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官员政绩考核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两者放在一起就出问题了。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集中统一领导”上，也就是“全能政府”上。
   
   与民主国家的“大政府”不同，“全能政府”是个独裁政府，他做决策的时候，不但没有纠错机制（比如法律、议会和媒体），还不考虑具体情况就全国上下一刀切。这种逻辑跟武汉肺炎期间推行一刀切防疫政策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制度的特点仍然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表面上放弃了计划经济，实际上把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全能政府”允许半开放市场，但是也严密操控半开放市场，且不论没有开放那部分还对市场构成巨大威胁（而且还是效率最低和亏空最严重那部分，最后代价还转嫁到平民头上）。控制欲过强的“全能政府”跟民主国家的“大政府”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