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要销毁自己的调查资料？
周伯萍的回忆中说，因为“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周轩进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当时 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成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1959年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中国，不要说报界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不敢对当时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周恩来尤其如此，因为周恩来和陈云在1958年因为“反冒进”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称他们“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从此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表示异议了。到了1961年初，事实已经显示，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失败已经昭然若揭，周恩来和陈云当初的“反冒进”被事实证明没有反错。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得低调，他甚至可能觉得，毛泽东关于党内“秋后算账派”的警告就是针对他的。他知道，毛泽东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或许还有团结的雅量，因为这只会巩固他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对了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陈国栋小组“算账”的结论是人口减少了3000万，立刻指示将其销毁。避免让国内外反动派知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让毛泽东知道他在背后指使陈国栋等人“秋后算账”。至于进一步调查饿死人口的数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当年做地下工作还要隐秘的办法，只让计算结果烂在两个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里，而且事后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假如不是周轩进的披露，这一段历史将完全归于虚无。

至于周恩来事后是否如他所说，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所得，似乎没有官方历史记载显示发生过这样的事。笔者倾向于相信，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即使他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进口粮食，通过某种方式让毛泽东知道这些人口减损的数字，他也不会告诉毛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因为这等于是让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后整他的“黑材料”，为自己的“反冒进”翻案，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