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县文革大屠杀与土改运动
道县文革大屠杀看似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引起的，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我在前面讲过道县文革大屠杀根源深远，传承有序。回顾一下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著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从 1966 年北京 “ 红八月 ” ，红卫兵小将打死 1772 名四类分子，到之后北京郊县大屠杀，昌平县杀了327 名
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兴县杀了 324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再到 1967 年 8-10 月的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及后来的广西大屠杀，江西省瑞金和萍乡地区的 “ 民办枪毙 ”…… 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以一贯之的传承脉络。广西杀人（特别是第一阶段）和江西的 “ 民办枪毙 ” 都有受道县大屠杀影响的证据和成份。道县有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广西也有，而且有所发展，还有 “ 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 ” 、 “ 贫下中农锄奸委员会 ” 。江西省的 “ 民办枪毙 ” ，则是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的变种。但是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发生没有受到北京郊县大屠杀影响的任何迹象。 1986 年 7 月，我第一次赴道县调查采访之时，整个道县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和北京郊县杀人的事，农村基础干部对之更是听都没听说过。那么－－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高度一致，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呢？这只能说明，这一道历史的源流应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存在，这个源头甚至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在道县采访期间，有几个问题曾长久地困扰我：一、为什么 “ 杀人风 ” 有如此强的传染性？刮到哪里，哪里就杀人，听风就是雨，丝毫没有怀疑或抵制的痕迹，也不需要酝酿和发酵。二、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整齐划一，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相互学习交流和统一指导。十一个县市历史沿革、社情民俗都有差异，有的还差异很大，文革进程也不相同，有的县保守派掌权，有的县造反派掌权，有的两派还在激烈斗争中，县与县之间基本各自为政，但杀人模式没有区别。十一个县市的几千个大队，虽然有人策划、煽动、组织杀人，但并无统一的、具体的一一指导，杀起来却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三、为什么杀人者如此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好像事先已经知道自己的杀人行动，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有好处。而被杀者都有着深重的 “ 原罪感 ” ，似乎也已经知道被杀的命运无可避免。为此，我多次向处遗工作组和大屠杀亲历者追问，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不能让我信服。

道县文革大屠杀是制造阶级斗争，煽动阶级仇恨，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不足以解释以上三条，特别是第二条。谣言满天飞，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信以为真，认为地富分子真的在搞暴动，要杀自己，所以起来 “ 先下手为强 ” 等等，更加没有说服力。我在道县了解的实情是，杀人期间，有一些大队已经将地富及其子女关押起来集中管制，还有很多大队，直到杀人的前一天，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相安无事，由于地富家庭的逆来顺受，双方基本上没什么矛盾，和谐得很。大多数被杀者和家属都有一种毫无征兆、祸从天降的感觉。还有种种解释和种种不实之词，都被处遗工作组的调查否定了。那都是来自上边，而不是来自下边。退一万步讲，即便全部是实，也不能解释我的三条质疑。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