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陈云，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仅存的两位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如双峰对峙构成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双核。双头政治，双峰政治，在有着一山不容二虎传统的中国，是少有的。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共改革年代 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50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

中共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四人帮”已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

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9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

---彻底政改这张底牌邓小平陈云都不敢碰
作者： 杨继绳

图：邓小平（右）与陈云（左）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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