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高层众生相:（六）汪东兴
严格说来汪东兴并不属于军中高级将领，汪东兴仅仅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可是汪东兴却负责毛泽东的“禁卫军”－－8341部队，尽管汪东兴一天仗也没打过，但是1955年军队授衔时汪东兴也搞了一个少将军衔，充其量也就算是半个军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却是谁也不敢忽视的。
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御前行走”、“带刀侍卫”，对毛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起到上传下达之作用，其“恭体圣意”、颁布“圣旨”须臾无可替代，成为汉末“十常仕”、明末魏忠贤一类的人物。另外，汪东兴通过他的中办系统和警卫系统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态，即可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1)汪东兴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

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家臣”不属“走资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泽东很多“体己事”还需汪东兴出面去办。毛泽东的随侍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对此多有描述，此处不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负责办理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比如，1966年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曾打电话给邱会作，汪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出奇的坏，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邱会作说：“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说。”汪派人到总后取某件东西事小，但却折射出汪东兴其人在中央高层政治圈子里的地位和作用。汪东兴在中共的“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实上，汪东兴对此并不满意，汪对毛的医生李志绥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看过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92页）虽然汪仅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所起的所用却是很多政治局委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说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一点也不夸大。

(2)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倒向军委办事组

文革前江青曾经整过汪东兴，汪被下放到江西省当了几年的副省长，后才回到北京，接替杨尚昆的中办主任一职，从此汪对江青恨之入骨（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0月版第323页）。林彪作为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汪东兴自然要与林彪、军委办事组搞好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1969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他来往经过北京，均邀请黄、吴、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是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1、毛主席对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给他；2、毛主席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对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没有进一步培养的打算和安排；3、毛主席把江青当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毛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东兴还讲了毛、江的不少个人隐私。”（页428－429）吴法宪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汪东兴在“军”、“文”两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边，不仅及时地向军委办事组通风报信，更成为日后林彪出手打击张春桥的积极响应者、拥护者，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了。

(3)庐山会议上汪东兴的作用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1970 年8月22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会议议程等各项安排后，汪主动作了补充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康生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汪东兴在这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是相当了解的，也知道张春桥等人的某些“活动”的确“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因此毛强调应当“讲一下”，以加强党内团结。

第二，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后，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讲话录音。原因是很多听者在开始时并未领会林彪讲话的含义，他们并非要听林彪的那些“官话”，而是要听林彪讲话中所批评的“对毛泽东思想不正确态度”的真实含义。

第三，汪东兴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陈伯达编写的“马列毛论天才”的材料，并以中央办公厅的急件发出，送交军委办事组诸人。

第四，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异常激烈，矛头对准张春桥。汪东兴的发言起得作用远大于陈伯达，因为与会者咸认为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的“声音”，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会议批张一发不可收拾。

第五，汪东兴积极鼓动各组代表发言表态。汪东兴对一些军队代表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现在表态不表态，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云云。

通过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汪绝非是他自己所声称“误信了陈伯达的话”，属“受骗上当”。事实证明，汪东兴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与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4)批林整风会逼死王良恩

庐山会议后汪东兴用两页很不像样的检讨换得毛泽东的 “宽大”，成功地从军委办事组“反江青俱乐部”逃逸出去，从此断绝了与军委办事组的联系，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在后来的批林过程中，汪东兴下毒手逼死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笔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见《重审林彪罪案》下册，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版），对此作了叙述，此处不赘。

(5)“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掩盖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汪东兴积极主动要求对黄吴李邱采取抓捕行动，必欲置黄吴李邱于死地。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 145页）事后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这无异于使汪东兴可以随心所欲地销毁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从而掩盖他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据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对邱会作说，“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由此可见，对黄吴李邱处理这么狠，汪东兴负有主要的责任，汪实际上是与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灭口”的勾当。

笔者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不仅继续毛泽东的 “抓纲治国”方针，还变本加厉地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如果说在毛泽东死前，汪东兴为了开脱自己与军委办事组的密切关系，对黄吴李邱下狠手还有一点点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后，这层厉害关系已然不存在了，汪东兴已经没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军委办事组诸人与汪东兴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共同对付江青、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场，汪东兴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何汪东兴竟然昧着良心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并不是汪东兴真的良心发现救民于水火，而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权力，同时汪东兴也看出“四人帮”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军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犹如瓮中捉鳖，不费吹灰之力。那么之后的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对内给“四人帮”戴上“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帽子，对外则宣称华国锋、汪东兴才是毛泽东的嫡系传人，所以还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切实乃换汤不换药，实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么把黄吴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团更可表明毛泽东当年大搞文革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然而，汪东兴的这一套很快就吃不开了，毛泽东马上就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汪东兴这位毛泽东的“家臣”当年替主子干了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要为此复出代价。如果不是邓小平要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子，要不是汪东兴尚有“粉碎四人帮”的功劳，恐怕汪东兴也早就进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监狱。

针对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笔者曾给予如下之评论：综观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活动，汪有幸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整个十年动乱，也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汪从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最后成为了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少不了汪东兴的鞍前马后。可以说，汪东兴始终与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乃至罪行紧密相联。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年代里，汪东兴本应认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的重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从而记取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不是文过饰非，继续制造毛泽东的新神话，歌颂毛泽东的所谓“丰功伟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在自己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不仅没有丝毫像样的反思，反而继续其颠倒黑白的伎俩，通篇假话和谎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历史的伪回忆录。通过上文对汪东兴所作所为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汪东兴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汪东兴这本书既没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更谈不上“总结、提高、发展”。汪东兴的所谓回忆录不过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满谎言的书。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有责任澄清汪东兴书中所混淆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原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清责任，辨明是非。（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图：1969年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休息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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