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

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

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

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

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

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

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

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

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

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

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

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

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赵紫阳（左）与宗凤鸣在北京。
Courtesy of Shaojie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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