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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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民运的配合
一百一十四问：孙中山的革命，发起于海外，成功于国内。你在海外从事民运已有多年。请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作？

答：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分一下，只是表达战场和活动方式的某些区别。如江泽民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访问美国，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侨学界举行示威，要求释放在押的民运人士，要求民主改革。在西雅图的一次江泽民记者会上，第一个提问的就是民运人士，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民运和言论自由的问题。民运人士以记者身份，面对面质问江泽民：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发行，为什么《中国之春》杂志不能在国内发行？搞得江泽民措手不及，其回答更是不着边际。这些活动，表面上看，好象是纯粹的海外民运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所传达的诉求与信息，除直接进入了江泽民及其随员的脑海之外，还通过传媒，通过人们的进出中国，甚至通过江泽民的随行人员，带入了国内。她最终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国内。实际上，影响江本人，就是很妙的国内工作。国内民运由于条件所限，平时还不能让江直接听到民运的诉求。九七年他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外 面一片要求民主的口号声。听众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脱口说，将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活动。说明，他的脑子是明白的：美国比中国民主得多。也说明，海外民运的活动，起码叫他不得不面对某些在国内碰不到的问题。

我举上面的例子，是想讲明，所谓海外民运，是一种简称，全称是“大陆民运人士在海外从事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活动”，即使是纯粹的海外活动形式，其最终影响目标仍然是国内。

实际上，海外民运人士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国内直接的民运活动上。如海外民运人士通过派人回国，通过电话、传真，通过电子信件，随时于国内人士沟通，共同为国内的独立工会和反对党的诞生而催生。

回顾我多年从事海内外民运的配合运作，有几点体会值得总结：

第一，在八十年代初，当国内主要民运人士通通入狱的情况下，海外民运具有旗帜和鼓舞作用，同时，延续了民运火种。

第二，海外是理论研究的基地；海外民运应当给民主中国提供立国的精神支柱和建国蓝图。因为，中外生活的双重经历，尤其对民主国家民主程序实际运作的了解，可使民运人士融汇中西，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政策、新宪法。

第三，海外民运是训练民运骨干的场所。从理论修养到实际操作，从破除专制制度到建立民主政体，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民运人士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和现实体验。看一看当前台湾民进党的重要骨干，有一些就经历过海外反对运动的磨爬滚打，如许信良和彭明敏。

第四，海外民运向世界传播中国民运的信息和诉求、并寻求国际支援。

第五，海外民运应当与台湾、西藏、新疆的反对中共专制的集团加强沟通与合作，与海外侨界、各国朝野加强联系，建立最广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同盟军。

第六，在国内各个分散的民运力量尚不能充分横向联系，不能建立健全的统一性全国组织的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暂时担当整体运动中枢协调人的角色，是不可 避免的，而且是应当的。

第七，海外民运派人回国，可建立各地的民运组织，培训民运骨干。在目前国内不能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下，各个国内的民运组织应与海外临时协调中心单独联系。特殊状况发生时，在海外协调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国内各民运团体应横向联系，迅速集结，与海外的归国人员共同组成指挥中心。

第八，海外应提供国内某些民运人士的活动经费。我的意见是，国内职业革命家和城市民运机动小分队的经费，可由海外民运筹集。

第九，海内外民运的沟通管道应做到多样化、畅通化、联系固定化。所谓多样化，如跨国公司形式，来回跑生意的形式，回国省亲形式，观光旅游形式......一切管道都要利用。我们有时甚至派秘密成员与中共高级访外代表团接触，并委托他们往国内携带贴好国内邮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话说，(煤油) 灯底下最黑，他们成为我们秘密宣传品的携带者，是非常安全的。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如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更要利用。

第十，有条件时，国内的民运人士可短期出国，进行培训。

第十一，国内被中共通缉、有危险的民运人士，海外民运应负起救援任务。上海著名工运人士王辅臣和姚庆祥，被中共追捕。他们与我通上电话之后，我们立即 与有关方面合作，派人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救助。两周内，他俩顺利抵达法国巴黎。至于八九年六四屠杀后，海外更是总动员，把民运人士大批接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