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权更迭的经验得失，对中国确有一定借鉴意义。伊朗其实是个弱化版中国，机构间的权力斗争与制衡其实更利于反抗，所以才会有一轮轮大规模社会运动且激烈非常，而中国一次六四就基本偃旗息鼓了（白纸姑且也算上）。伊朗的海外“民运”跟中国的民运，演进与境况也差不多，所以，真没必要觉得中国人怎么

伊朗政权更迭的经验得失，对中国确有一定借鉴意义。伊朗其实是个弱化版中国，机构间的权力斗争与制衡其实更利于反抗，所以才会有一轮轮大规模社会运动且激烈非常，而中国一次六四就基本偃旗息鼓了（白纸姑且也算上）。伊朗的海外“民运”跟中国的民运，演进与境况也差不多，所以，真没必要觉得中国人怎么这么不争气，真论起来，在造反次数和水平上，中国人已经算名列前茅的了。

各国流亡人士扎堆的，无非就欧美这些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吧，宣传的理念自是高尚的，但与专制国家之间，生意还得照做，合作还得照搞，所以都不支持颠覆他国“合法”政府，玩玩表面文章可以，别动真格别玩太大。而另外把握资源与话语权的，一个NGO，一个媒体，也是这个套路，揭露可以，鞭笞可以，疾呼可以……但除了义正严辞，真要玩颠覆政权的脏活儿，它们就不干了。

在政府、NGO、媒体的三方夹击下，逼得流亡人士们也不得不配合这场戏，或者说，被挂在这个已经高度产业化的链条上身不由己。

这就出现了两个现象：

一个，是必须站在道德高位上不断产出一篇篇文章，从理论上模糊那些颠覆一个政权所需的常识，将之斥之为不道德的，偏离宪政民主的，甚至从结果上就将其钉死成暴政的轮回。

一个，则是造成整个运动的贫血，进而导致内卷，诈骗泛滥。由于一味儿站在道德高地，导致不屑不敢不能去做那些造反需要的造血工作，无法造就和供养职业活动家，只能争抢有限资源，演化出各种利益撕扯甚至是诈骗，肥了极个别的伪君子。

这两个现象又共同造就了一个结果：民主反抗运动在组织上的极度孱弱。

理论家们争论不休，从总体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操作路径，都难以达成一致，更难以结成一个真正有纪律的政治组织。

这种组织上的孱弱性，又催生出一个新的口号——“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作为一种博弈策略，是有道理的，褪去其学术化的外衣，其本质，其实就是游击战的战术思想之一。

但是，若把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术策略上升为总体的政治战略和组织战略，恐怕可以这么说——任何以去中心化为战略指导的反抗运动，基本都会以失败告终。

我想这点，包括香港和伊朗在内的很多社会运动，已经给出了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运动的唯一出路，最具参考价值的范例，应当是美国独立运动。

我们不仅在政治上不能去中心化，相反，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具有高度宪政合法性的政治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一言堂，而是各方求同存异，克制自高自大，相互尊重妥协，具备高度共识的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的成员，不是自封的，他们要么经过民众投票授权，要么经过斗争实际考验，须是公认的反抗运动的杰出代表。

只有产生这样的联合体，才能凝聚一盘散沙的反抗运动，才能发布令人信服的纲领路线，才能统筹高度敏感的资金财务，才能管制复杂激烈的武装斗争，才能渗透铜墙铁壁的党国腹地，才能构建一呼百应的国内影响。

最终，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制宪会议，和首任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