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天网上盛传释永信因未经当局授权，前往梵蒂冈等地会见教皇及其他宗教界代表，回国后遭限制出境，最终致其遭当局以多项其他罪名逮捕。也就是说，民间倾向于把释永信“落马”解释成触犯了宗教管制，而不一定因其私德或腐败行为。虽然民间信誓旦旦自称洞悉真实原因，真实情况要比民间猜测更复杂。

近两天网上盛传释永信因未经当局授权，前往梵蒂冈等地会见教皇及其他宗教界代表，回国后遭限制出境，最终致其遭当局以多项其他罪名逮捕。

也就是说，民间倾向于把释永信“落马”解释成触犯了宗教管制，而不一定因其私德或腐败行为。

虽然民间信誓旦旦自称洞悉真实原因，真实情况要比民间猜测更复杂。

习近平政府自2017年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以来，有强化和收紧管控宗教事务倾向。2018年拿释学诚开刀，就已经有在宗教界搞反腐败运动的迹象。

释学诚曾任佛教协会会长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级别上比释永信高。释学诚的倒台至少名义上是跟性丑闻和腐败有关，这一点跟释永信很像。

用性丑闻和腐败搬倒官员是中共当局传统做法，用在佛教僧侣身上打击就更彻底，虽然这种惩戒手段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当局借机整治的政治动机。

著名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2017年特别报告》专门提到了习近平政府的宗教政策与胡锦涛时代不同特点，简单说就是限制性法规更多、处罚更严厉、扩权面积更大、监控更绵密。释学诚和释永信的倒台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评估，但“自由之家”的报告似乎更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及其相关宗教团体，忽视了汉传佛教和道教也一样在严厉监控之列。

2015年，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和道教协会原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王哲一相繼落马，已经开启宗教界反腐运动的势头。释学诚和释永信相繼落马也属于宗教界反腐之流。

话说回来，释永信与释学诚有所不同：释学诚是主管国内佛教事务，很少参与国际交流活动；释永信则是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按理说，一个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高级别僧侣，不但有自己的亲信团队，还会很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几乎不可能逃过当局监控，更何况交流活动被梵蒂冈方面发布照片公布出来。如果是秘密交往，反而梵蒂冈方面会保守秘密，不会公开会面消息。

民间猜测在这方面过度想象了。释永信国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不见得官媒都会报道，没有报道并不就意味着当局禁止或者准备迫害。一个长期参与国际交流的高级别僧侣未向当局通报行程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极小，就算没通报，当局也可能提前发现并予以警告，而不是等风险行为发生之后再来借机整治（这对于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来说同样是失职行为）。

民间猜测有其娱乐属性，但要把握好分寸，不要无视客观情况进行胡乱联想。

另外，释永信并没有佛教领袖身份，有人拿教皇与释永信相提并论，猜测释永信野心膨胀是没有依据的。中国汉传佛教和道教系统，与国际社会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等级体系非常不一样。即使藏传佛教有宗教领袖，汉传佛教是不存在宗教领袖的。释永信在西方最多相当于最大修道院院长，而不是某一教派的全国宗教领袖。

（在假设释永信没有通报、官员失职没有提醒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排除释永信跟教皇见面引起当局不快，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不至于罗织性丑闻和腐败罪名，对僧侣进行比天主教绝罚更恶毒的严惩。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其引起当局不满的众多借口之一。

释永信肯定有很多潜在的对手时时刻刻想拉他下马，但是至于说卷入到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受牵连还比较牵强附会。释永信卷入商业事务远比卷入政治事务深，说他是因为政治斗争牵连倒台还是比较臆测。

总之，释永信和释学诚的倒台，是习近平政府整顿宗教界和收紧宗教控制的重要一环。“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显示出宗教界近年来难以被中共当局完全控制的难题。在宗教界制造政治高压，有利于宗教界政治上服从中共当局，进而通过宗教界强化对信众的政治控制。

至于把释永信和释学诚想象成没有性丑闻和腐败，系完全被当局栽赃陷害，这种说法依据仍然不够充分。中共社会能够不被权力和腐败侵蚀的领域很少，但具体是什么动机造成释学诚和释永信倒台，这个跟选择性镇压的国家机器有直接关系。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庇护人政治，高僧背后没有庇护人是基本不可能的，至于庇护人倒台会不会一定导致高僧倒台还是个未知数，这取决于有哪些僧侣想要取而代之。与其猜测庇护人倒台，佛教系统高级别僧侣明争暗斗才更容易导致高级别僧侣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