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丧办：中国人的滥情》

中国的正能量叙事是所有马列主义政权通病。除了虚假的正能量宣传以外，这些政权还要树立一批同样伪善的共产主义道德模范和劳动模范。还有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公共事件和虚假宣传制造过度滥情。

朝鲜人在看见领袖的时候，经常在镜头面前哭，他们并不一定是装出来的：他们是真的过度滥情。

不要以为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些通病，这些国家一样滥情。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就经常批评“滥情”（Kitsch）。滥情是一种逃避主义，用虚假的、浮于表面的过度感伤，来解释生活的复杂性和回避社会问题。

但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么执迷于滥情呢？除了滥情有助于回避问题、转移矛盾和压制个体之外，米兰·昆德拉认为马列主义政权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滥情。

尤其是对所谓阶级压迫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过度滥情，还为社会暴力跟报复社会大开绿灯：那些大义凛然地大批处决“反动派”的暴民每个人都一样滥情，他们不但把自己幻想成最委屈的受压迫者，还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于没有全部处决所谓“反动派”。

在日常生活中滥情就更常见。滥情不仅给虚假正能量宣传提供养分，还给道德伪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创造生存土壤。中国人最熟悉的两种手段莫过于“坟头蹦迪”和“丧事喜办”，还有一种就是故意用煽情的配乐、镜头语言或叙事制造催泪效果，这就是狭义的滥情，可以说是“小事丧办”的典型。

对于马列主义政权来说，你躲得过正能量，不一定躲得过滥情，总有一款宣传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不会看见国家领导人就在镜头面前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你看到打鸡血的反美、抗日、爱国影片你也一样很难抵抗泪崩：因为它们的叙事结构就是政治滥情。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过度抵制滥情也出现了一个极端，那就是怀疑一切和玩世不恭的犬儒态度，这个极端走向了同理心、同情心丧失的灾难性结局。

在滥情和丧失同情心这两个极端之间持中，並沒有想象的那么难。它只要求你做个冷静但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不浮夸、常自省、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其实没有那么难。

在极端情绪之间来回滑动，一会儿情绪控制不住、一会儿情绪控制太死，一会儿滥情、一会儿绝情，这并不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