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家披露，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

王力宏《建党伟业》就有演到这一段。“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关于“7.7”事变的根由，还要追溯到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9.18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日军也冤，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二十九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看，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吉星文是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芦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开始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吉星文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5月28日，于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最后被毛泽东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刘卫黄”。

可见，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谁引发抗战和抗战中的“红色代理人”
作者: 颜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