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租界七个真相，澄清七个误区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 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图：20世纪初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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