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彭博社专文：中国由工程师治理，而美国由太多律师治理

在他的新书中，王单（Dan Wang）认为，美国过于擅长制定规则，而更应向北京专注于技术创新的方式学习。

作者：Christopher Beam
2025年8月15日

当王单第一次听到川普总统把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日期称为“解放日”时，这个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最近对我说：“‘解放’并不是一个很美国的词，它更像是一个中国的词。”

王单对此颇有体会。作为一家宏观研究公司的中国分析师，他曾多年钻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从术语中寻找深层含义。

他说，如今他在川普和习近平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对领导人的盲目忠诚、对外国人的妖魔化，以及通过威胁移民和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来制造不安。“美国现在有一种‘没有好处的威权主义’，”他说。而所谓“好处”，在他看来，是指高铁、运转良好的城市、政治与经济的稳定。

在他的新书《Breakneck：中国对未来的工程化追求》中，王单主张，美国若想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但要学到正确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建设。

在书中，他指出，中美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由工程师治理——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全部有工程师背景；而美国由律师治理。中国的优先事项是建设宏大的公共工程，如桥梁、大坝、机场，以及生产玩具、iPhone等产品；美国则擅长制定和执行规则。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律师们曾发挥积极作用，抵制了损害环境、拆毁城市社区并把国家拖入越战的技术官僚政权。但如今，王单认为，规则制定已经走得太远，反而妨碍了美国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

从这一点上看，他的观点与Ezra Klein和Derek Thompson的畅销书《Abundance》不谋而合，该书呼吁美国削减繁文缛节，增加住房与交通供给。但与其说《Breakneck》是政策论著，不如说是对中国工程师主导社会的实地观察：有好的一面（高铁、无人机），也有坏的一面（独生子女政策、“清零”政策），更有丑陋的一面（侵犯人权、建造毫无意义的“欧洲小镇”复制品）。

如果美国要击败中国，王单建议，必须首先理解中国。这意味着放弃华盛顿和硅谷流行的简单叙事。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中国的叙事几乎都一直是错误的。”例如，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只能模仿，不能创新——在抖音、DeepSeek、比亚迪崛起的时代，这种说法已荒谬至极。他同样不认同另一种叙事：即中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注定会超越美国。

他拒绝用“自由派与保守派”、“鹰派与鸽派”这样的标签来分析中国问题，也抗拒现成答案（除了火锅，他曾直言“很糟糕”）。这种独特的方法来自他的经历。在书中——以及我们一次他在巴黎度假时的Zoom对话中——他展现了对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塑造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理解，包括他自己的命运。

离开旧金山

王单今年将满33岁，出生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这里远离权力中心，因此相对自由。他的父亲是软件开发人员，母亲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童年时，他因血液病和肺部问题而被同龄人孤立。

2000年，7岁的王单随父母移居多伦多，两年后又搬到渥太华。他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兴趣广泛：15岁时加入加拿大皇家陆军少年军校，还学习单簧管并梦想成为职业演奏家。他凭奖学金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分校学习哲学。

不过他从未考虑追随父亲的工程师道路，因为数学不好。他在大三时退学，去多伦多的Shopify做市场营销，之后于2015年搬到旧金山湾区，在Flexport从事类似工作。（后来他确实补齐了学位。）

他发现旧金山湾区视野狭窄。“人们说旧金山是世界的中心，但对我来说并不对。”他对那里的交通和饮食都不满意，也对加密货币、虚拟现实和网络平台这些热门技术缺乏兴趣。反而更被中国的“硬核工程”吸引，例如基础设施超级工程、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2016年，他搬到香港，加入经济研究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为投资者解读中国政治和经济。“这家公司并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纯粹的数据集，”他说，而是采取整体视角。他逐渐把中共视为一个“知识谜题”——一个“极其古怪的机构”，认为国家控制与资本主义并非对立。

2017年起，他开始每年写一封年度信，与朋友保持联系。他将旅行随笔、经济分析以及对科幻和歌剧的思考融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包括经济学家泰勒·科恩和科技作家Ben Thompson。科恩在采访中称，王单的“局外人视角”塑造了独特的世界观：既是加拿大人观察美国政治，又是云南人观察北京政策。

2018年，他搬到中国大陆，更近距离地了解体制运行。他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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