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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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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