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 年2 月记至1962 年12 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

“困难时期”一路吃喝 歌舞升平

他第 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 年2 月27 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 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 月29 日所记，3月2 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 月2 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 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 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 日所记。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 年1 月7 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 月19 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 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 月26 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为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 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 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 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 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 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

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1960 年4 月8 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