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九十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二百万，平均每人达四千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 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一九六九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四，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四万六千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回忆录》
（注：耿飚曾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