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放虎归山，聪明反被聪明误
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虽然共产党在对外宣传时声称“与红色首都共存亡”，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五月中旬后，蒋 介石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 当时，前线将领陈诚、何键、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发出急如星火的建议，到了蒋介石那裡却如石沉大海。红军西进时，赣州商会报告中央政府，“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以当时蒋介石手上掌握的兵力，完全可以堵死红军西逃的路径，将其一举歼灭。然而，为何会出现东南北三面围困，西面力量空虚的明显的战略失误呢？

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这样若红军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就能名正言顺地派中央军紧随其后，佔领广西。而蒋经国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了李宗仁的猜测：“从整体上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当时，何其巩上书蒋介石，建议对共军“有计划网开一面”，然后以剿匪为名一举统一西南三省：“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爲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帅重兵入川。”蒋批示说：“卓见甚是，当存参考。”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的日记中甚至说：“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蒋所料：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红一方面军西走，蒋任命勇将薛岳爲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九个师的中央军尾追而至，中央势力由此进入西南。蒋亲口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爲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爲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红军击溃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腐败不堪的军队，使得薛岳抢得先机，进军贵阳，取得对黔省的军政控制大权。蒋介石随后任命文人吴忠信爲贵州省主席，在日记中记载了欣喜之情：“贵州省府，完全改组，第二十五军亦如期改编，王家烈知难而退，从此贵州军政，统制于中央，是国家之福利，亦余一最大进步也。”

然而，蒋介石以一国领袖之身份，不能光明正大地宣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却玩弄此种“以毒攻毒”的厚黑权术，最终仍不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短期而言，蒋的势力以剿匪之名义，渗入西南各省；但长期而言，共产党军队由西南而西北，终于获得喘息、修养、壮大之契机。蒋机关算尽，却未能料到张学良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从此，共产党凤凰涅槃，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没有写到此后国共胜负易位的历史，但毁灭的种子在蒋介石放红军西窜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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