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明知上访难以解决问题、甚至会遭遇截访和打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上访,有其复杂的动机和背景。上访源自帝制时代拦轿“告御状”,很多人依然相信中央或“上级”比地方更公正,寄希望于“清官”断案。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民众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极少,上访几乎是唯一被允许的“官方渠道”,哪怕希望渺茫。上访也是弱者向权力表达存在感的一种原始方式,即使失败,也像飞蛾扑火一样。
而中国的暴力截访往往伴随殴打、拘禁、非法押送,直接侵犯人身自由与正当申诉权。信访制度本应是纾解社会矛盾的渠道,却因暴力截访沦为阻断机制,使信访制度失去基本功能。受害者及其家属会对暴力截访产生更深的怨恨,让社会普遍感受到不公,积累更大的潜在矛盾。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压力,将截访视为政绩考核手段,导致制度化违法行为泛滥。当普通人连“合法渠道”都被暴力阻断,对政府失去信任,只会给这个政权带来长期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