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东京贫困女子》，有一个场景我一直忘不掉。

一个20岁的女孩，站在池袋的山田电机门口，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

她叫菅野舞，在私立大学夜间部读书。

没有父母，从小在儿童养护机构长大。

为了上大学，她在入学典礼之前，就成了风俗小姐。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一样。

她每天白天打工录数据，时薪1000日元。

晚上上课。

没课的时候去风俗店，或者约这些给钱的中年男人。

一个月靠卖身能赚10万到12万日元，全部存起来交学费。

她说：“光是出勤1天在精神上都够呛。第二天，整个人会身心疲惫到连动都不想动。但为了赚钱没办法。”

这不是最极端的故事。

这本书里还有更“正常”的。

记者中村淳彦花三年时间采访了几十位东京贫困女性。

书里没有一个人是“活该”的，很多人甚至学历很高，家境也算正常。

有国立大学医学部的女生，成绩名列前茅。

只是因为要参加社团活动，超市打工（时薪920日元）一个月只能赚四五万，不够花，于是开始做风俗、征集干爹。

有东京大学的硕士，生病了付不起医疗费。

有名校毕业的单身母亲，被前夫抛弃，拿不到赡养费，最后不得不让孩子退学。

还有一个叫植草纪子的女人，55岁。

她的故事尤其让我难受。

植草毕业于东京顶尖的私立大学，英语流利，曾经是高级官僚的妻子，家庭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

40岁那年，她和丈夫离婚。

离婚之后，植草的生活，塌方式坠落 ——

她有漂亮的学历，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有语言能力。

但这些在55岁的求职市场上，全都变成了废纸。

她去应聘超市收银员、便利店夜班，所有工作都拒绝了她。

最后她只能在一家补习机构当临时工，年收入84万日元，不到5万人民币。

她住在补习机构屋顶的违法阁楼里，9平米，高度只有160厘米，冬天断电时裹着毛毯发抖等天明。

她给作者的信里写：“反正已经这副样子了，再落魄也不过如此了。人生是痛苦的，但仍要活下去。”

这话太平静了，平静到让人窒息。

这才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贫困从来不需要什么戏剧性的灾难。

就是一次离婚。

就是家里重男轻女，不愿供女儿读书。

就是日本国立大学学费，从1996年涨了44倍，而家庭收入在下降。

就是非正式雇佣越来越多，女性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

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转折点，就能把人推下去。

而且再也爬不上来。

读这本书最让我不安的，不是那些极端的苦难，而是这种“正常”的滑落。

植草纪子有漂亮的学历，流利的英语，十几年职场经验。

但40岁离婚后，这些都变成了废纸。

年龄是硬伤。

性别是原罪。

非正式雇佣是陷阱。

她没有犯任何错误，但社会已经不需要她了。

这才是最深的绝望：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系统本身就没给你留位置。

中村淳彦在书里说得很清楚：卖身的行为是否正确，不是核心论点。

核心是：本应撑起国家未来的优秀学生，只能靠这种交易维持学业。

这个现实才是问题。

他采访过的那些从事风俗业的女大学生，很多人成绩名列前茅。

她们不是不知道风险。

不是不想体面。

但当教育成本高到离谱，当打工收入低到可笑，当国家的“助学金”本质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债务——她们在做当时能做的“最理性选择”。

这是最残酷的地方。

贫困会剥夺人的选择权，让你只能在几个烂选项里选一个最不烂的。

而更可怕的是，日本社会会把结构性问题个人化。

你贫困？

一定是你不够努力。

你做风俗？

一定是你道德有问题。

你离婚后生活困顿？

谁让你当初选错人。

这种“责任自负论”让整个日本社会变得冷漠。

没人去问，为什么学费要涨44倍？

为什么女性的非正式雇佣比例这么高？

为什么单身母亲拿不到赡养费？

为什么福利制度形同虚设？

所有矛盾都被推给个人。

而真正的问题，被小心地隐藏起来。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贫困这个词太轻了。

它不只是缺钱。

它是缺选择，缺尊严，缺未来，缺一个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理由。

它是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牢笼。

那些女性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被困在里面。

直到某一天，墙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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