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
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 词源出佛教，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 反对社会主义者；而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 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 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 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

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 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 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 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 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 大打一场ＸＸ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 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 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 “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 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 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 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 ，他１９６７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 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 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 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 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 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 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 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 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 “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１９ ６７年１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１５期上的文章《革命造 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 ！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