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跟毛泽东的滔天罪恶无法切割
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指出：“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过去只知道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对数百万知识分子施以毒手。文革之后，邓小平对右派平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本质上 错了，只承认有“扩大化”问题。“摘帽”右派并未得到国家赔偿。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名右派未穫平反：邓小平曾明令五个人不能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

邓小平的罪恶不止于此。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勾勒出邓小平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大跃进、中苏论战、三线建设等重要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如，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邓小平对曾併肩作战的刘伯承元帅穷追勐打，即便刘伯承卧病在床，也强迫其到大会现场亲自检讨、接受批判。可见，在文革前夕，中共的党文化已恶劣到可怕的地步，高级干部人人泯灭亲情和友情，只尊奉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以毛泽东的是非爲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爲好恶。

邓小平以实干家自居，但在大跃进期间他照样瞎指挥。本书综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到地方视察工作的行程，发现邓小平对“大跃进”并非消极应付，而是积极配合。在河南，邓小平在极左派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参观人民食堂以及只供展览、毫无实用价值的“炊具改革”。当时，河南的大饥荒已蔓延开来，邓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是被吴芝圃蒙在鼓裡。邓小平视察安徽同样如此，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吴芝圃一样，是大跃进时期的“四大左王”之一（其他两人是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曾希圣以私人名义“自掏腰包”准备丰盛的晚宴款待邓，邓欣慰地说：“别处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与此同时，安徽大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特殊桉件”高达上千件。接着，邓小平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报喜不报忧，邓听完汇报后心花怒放。山东此时已饿死六十五万人，外流一百多万人。邓小平一路走马观花，看到的都是风调雨顺、太平盛世，他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却对三千多万中国人民被共产党的暴政饿死的可怕事实视而不见。

---余杰：作为毛泽东的副帅的邓小平——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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