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该报告由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撰写，直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已经从阶段性、高压式的镇压，转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报告指出，中共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长期将宗教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对象，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因素。
在习近平统治的治理体系下，威权控制被系统性地「合法化」：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已经不再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在这一框架中，宗教信仰既成为多层次打压的对象，又在符合政权利益时被有限容忍并加以利用。
疫情不仅没有缓和这一趋势，反而推动镇压方式从粗暴清场和直接抓捕，让位于更隐蔽、更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
报告认为，中国宗教法制呈现出典型的中特法律特色：党权居于超然地位，并辅以高度模糊的法律条文，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阐述以及行政裁量空间。这种“口袋化”的法律设计，使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随时被重新定性为“非法”“扰乱秩序”甚至刑事犯罪。配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限制律师会见、秘密审判等做法，宗教案件中的程序正义被长期系统性地架空。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
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这就意味着，宗教必须以党和意识形态为最高权威。无论信仰内容为何，首先要完成政治忠诚的表态。各宗教被要求在教义阐释、神职培养、宗教教育和仪式实践中，不断强化爱国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报告进一步指出，一些官方推动的“本土化”实践，已经演变为对经典文本的重写、对神学传统的歪曲，甚至出现以宗教的韵律 来颂扬党的权力本身，由此催生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
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等。

报告还记录了多起教会遭受迫害的具体案例。2022年，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被拘留，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遭受酷刑，被长期剥夺睡眠和食物。报告描述称，他们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被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 Facebook 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司法工具被用于“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模式可能常态化，从根本上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存在。
而上述案件的共同点，并不在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在于宗教信仰的独立性被视为不可接受。

报告将当下的阶段，形容为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国家不再依赖一次性的暴力清除，而是通过法规迷宫、数字监控和制度消耗，缓慢而持续地压缩宗教的生存空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通过限制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削弱母语和文化传承，国家正试图切断宗教与下一代的联系，使信仰在系统性的遗忘中自行消失。这种做法被报告明确界定为一种有计划的文化抹除，而非温和的同化。

最后，CSW 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保障思想、良心和宗教或信仰自由，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和主要贸易伙伴，不应将人权问题边缘化为象征性的对话工具。

在结语中，李厚辰概括了「宗教中国化」：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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