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部分中，报告通过人权律师方县桂（Daniel Fang）的亲身证词，集中呈现了临汾圣约家园教会案的全过程，并以此作为观察中国宗教案件司法运作方式的典型案例。
圣约家园教会最初源自 2012—2013 年间的查经小组，2017 年正式形成独立教会，由李洁与韩晓栋担任传道人。尽管该教会长期公开活动，但始终未被纳入官方宗教管理体系。2022 年 8 月 19 日，警方突袭教会在灵石县石膏山举办的家庭夏令营，拘留三十余名成年人和四十名儿童。数日后，李洁与韩晓栋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遭受严重虐待，被剥夺睡眠和食物，连续数日不得休息，身体与精神状态急剧恶化。随后，教会成员王强因拒绝放弃信仰、拒绝配合不利证词而被拘押，同样遭遇强迫审讯和酷刑。
案件最终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检方指控的核心并非具体欺诈行为，而是基于教会未注册、宗教活动未经批准、传道人未持官方证书等行政性理由。整个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正常辩护活动屡遭阻挠，法院和政法机关以维稳为由对家属、信徒和律师实施严密控制。2025 年 6 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三人判处有期徒刑。
报告指出，该案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家庭教会案件中高度重复的处理模式：通过经济类或行政类罪名掩盖宗教迫害的实质，以程序操控消解辩护权利，使司法成为压制独立宗教团体的工具。

第五部分转向对“宗教中国化”演变路径的整体观察。作者指出，自 2016 年新疆集中营体系建立、2018 年秋雨圣约教会遭全面打击以来，中国对宗教的压制已由零散行动转变为全国范围的系统性工程。到 2020 年疫情爆发时，几乎所有具备社会动员能力的独立宗教组织已被清除或被迫转入地下。疫情之后，国家并未放松控制，而是改变了方式：公开的强制手段逐渐让位于行政规章、部门管理和文化重塑。
“宗教中国化”在这一阶段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为明确的政策项目。其核心要求并非文化融合，而是意识形态重塑：宗教必须首先认同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神职培养、宗教教育和仪式实践都被要求围绕政治忠诚展开。经典文本被重新解读，宗教音乐、讲道和教材被赋予明确的政治导向，宗教逐渐被剥离其超越性与精神核心。
作者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并不在于完全消灭宗教，而在于将其“去神圣化”，使其丧失道德感召力与社会动员能力，最终沦为意识形态的空壳。
报告进一步指出，真正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代际层面。通过寄宿学校制度、内地转移和语言替换，国家系统性地切断宗教与下一代之间的联系。儿童被带离家庭和社区，在高度控制的环境中接受统一教育，母语和宗教记忆被边缘化甚至抹除。作者强调，这种策略并非同化，而是一种通过系统性遗忘实现的文化根除。

第六部分将视角延伸至国际层面，讨论人权问题与欧中贸易关系之间的张力。报告指出，尽管欧盟在价值层面长期强调人权，但在实际政策中，经济和地缘政治考量往往占据优先地位。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本具备通过贸易和投资政策施加影响的潜在能力，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力并未被充分使用。即便在新疆等议题上采取过有限制裁措施，整体而言，欧洲仍倾向于将人权问题与经贸关系“分隔处理”。
作者指出，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约束力，使中国能够在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和其他人权压制政策的同时，基本不承受实质性的经济或外交代价。报告认为，如果主要国际行为体继续将人权对话停留在象征层面，而不与具体政策工具挂钩，那么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处境将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综合来看，中国对宗教的治理已通过法律、行政、司法、文化和经济手段形成一套自洽且可持续运行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再依赖短期高压，而是通过制度化、日常化和代际化的方式，逐步削弱宗教的独立性与公共存在，使其完全服从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稳定目标。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